同志空间（对成都男同性恋者的调查访谈）

Gay 空房间(成都男同性恋调查访谈)

成都本地的同性恋最早出现在一群叫“漂漂”的男人身上。在当地居民的刻板印象中，男同性恋总是在不同的聚集地之间飘来飘去，因此得名“飘飘”。这个称谓的寓意是，那些同性恋者一辈子都无法安定下来，就像秋风中的落叶，注定要漂泊一辈子，所以同性恋者自己也接受了这个称谓。如果说“飘”这个动词描述的是同性恋者在人们想象中的一种独特的生活状态和行为特征，那么“飘”这个称谓就将这种行为特征拟人化了。但是“飘飘”这个词显然是作为名词使用的，或者更直接的说，它已经成为了一种身份地位的称呼。

由于“飘飘”的意思是同性恋者，所以其他衍生词在成都的同性恋人群中很流行。同性恋聚集的地方是“浮场”或“浮市”(就像在市场上找一个合适的目标)，只有圈内人才听得懂的语言叫“浮语”。乱世佳人是不及物动词，但当地同性恋者把它当作及物动词。比如“飘”某人，意思是认识某人，和他发生某种关系。另外，“乱世佳人”也可以作为一个形容词，用来描述刻板印象中与同性恋者相关的行为特征。

按照“飘飘”的刻板印象，人是没有能力维持长期稳定的关系的。“搁浅人”是成都“乱世佳人”语言中的一句俗语。“勒死人”的本义是纠缠在一起的意思，在四川话里也有结合的意思。如果说“勒死人”，字面意思就是想和某个人纠缠在一起，也就是想和某个人一起生活，一起生活。但在当地语境中，“勒死人”这个词有着特殊的内涵。作为当地的“资深”飘飘，金雄做了如下“权威”解释:

“在成都的同性恋圈之外，一般情况下，情侣结婚是不会用‘勒死人’这个词的。如果有人有外遇，或者他们的关系不被所有人认可，或者参与关系的人不被所有人认可，就会用‘扼杀’这个词。很明显，‘勒死人’这个词有些贬义。同志们习惯用“勒死人”这个词，我觉得有两层意思:一是对非正式关系的描述，所以同志们也用；第二，这不仅是一种自嘲，也是对不稳定关系的一种无奈。”在过去，同性恋之间的关系只能是短暂和非正式的——最有可能是一种婚外恋和性放纵的形式。用来描述同性恋关系的“勒死人”一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圈子里不鼓励追求长期稳定的关系，因为这种被污名化的关系给双方带来的社会后果是相当严重的。通过挖掘“勒死人”一词在当地语境中的内涵，可以想象同性恋关系的社会意义。随着时代的变迁，它也从过去“破坏”异性家庭关系的消极意义，转变为形成长期同性伴侣关系的积极意义。

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开始突破“飘飘欲仙”的命运，选择“勒死人”，向社会表明他们也可以建立和发展持久的伴侣关系。在媒体的不断报道下，老赵和老钱已经成为成都乃至中国最著名的同性恋情侣。2005年6月，天堂酒廊为他们举办了20年庆典晚会。在近百名不同年龄的客人面前，老赵回忆起改变他一生的那个夜晚。

“我像往常一样在公园里溜达。我看见A先生也在那里。他是成都有名的川剧，但是没有人搭理他，因为他已经很老了。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在他眼里看到的——绝望、孤独、悲伤。那一刻我发誓，我绝不会像他那样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下定决心要找一个人共度一生。”

1985年冬天，老赵和老钱在文化宫相遇。除了彼此的吸引，两人发现他们都有着相同的追求——“寻找一个可以分享生活的伴侣”。那时钱在另一个城市当中学教师。为了和心爱的人在一起，他辞职去了成都。从此，这双“漂漂”再也不用到处飘了。

“飘飘”身份的建构与“飘飘”紧密相连。漂浮场是人们“漂浮”以寻求性满足和发展社交网络的地方。洪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成都“浮圈”里的“名人”。他向笔者讲述了自己80年代在浮场的经历。

“我不到20岁就公开了身份。我当时在成都认识很多人。我们有一个流动市场，一个在后子门，一个在市区一个公园的茶园里。后子门是街心花园。那时候白天在公园喝茶，晚上去后门找朋友。”

林涛在一次北京之旅中发现了这个同性恋聚集地。回到成都后，他开始寻找当地的同性恋活动场所，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的叙述完美地展示了浮动场对“飘动”的意义。

“你叫我晚上不要出门，我就觉得有点不安，然后就开始出门了。我感觉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以前，没有互联网，甚至没有手机和电话，我们只能依靠那个地方。很多时候，并不是你想找的。关键是你去那里看。有你的同类在，你的心好像踏实了。其实是为了找一个身份。转个身，没找到就回去。”

朴昌的经历对洪生和林涛以后的生活至关重要。洪升在飘场认识的朋友，成为他的天堂酒吧开业十几年后的第一批客人。林涛在朴昌认识了现在的同性伴侣。他们已经一起生活了10年。

洪生所说的名园茶园，就是“浮田”。其实成都很多浮田都在茶园里。在茶馆喝茶是成都当地最重要的民俗之一。在成都街头文化的历史研究中，特别强调了茶馆在成都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茶馆具有商业和家庭的双重用途，是成都社会感情的缩影。了解茶馆丰富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角色，对我们了解成都社会很有帮助。”

茶馆是成都最常用的社交场所，当地居民经常光顾茶馆。成都茶馆作为一个社交空的房间和休闲场所，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研究表明，无论经济状况如何，在茶馆喝茶是当地各阶层人民最喜爱的休闲方式。人们在茶馆里享有相当大的自由，很少受到干扰。

“飘飘”和当地其他居民一样，喜欢去茶馆喝茶、会友，但一般都集中在几个特定的茶馆。经过口头传播，这些地方逐渐有了“浮田”的美誉。越来越多的“飘飘”茶客聚集在那些地方，在茶馆里打造出一个同性恋者的公共空室。成都某著名佛寺就有这样一个茶园。在一般人眼里，这个寺庙要么是宗教场所，要么是旅游景点，但当“漂漂”指的是寺庙时，一般指的是里面的茶园。以下是小曾在寺庙茶园的典型经历向笔者描述。

“你去过那里吗？平时里面人多，现在天气不好。战友爱去那里喝茶，周围的人都知道是战友。如果没有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你，你会觉得很舒服。和其他人坐在一起，你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异常。”

“如果我们在外地遇到朋友，我一般会选择看起来不太女性化的朋友，然后我们一起见面聊天，但是不敢说话太大声。但是你要是去那个庙，很多同志说话，开玩笑都很大声，也不怕被别人听见。比如我有一个朋友，有点女人味，或者表现出明显的同性恋特征，他来打招呼，我们就邀请他一起。既然大家都知道这群人是战友，我们一点也不在乎。”

牧牧是一名在成都学习的大学生。与他的东方家乡相比，牧牧认为成都的“飘飘”茶馆是一个有趣而独特的地方。

“同志们完全融入了那里的主流社会。在成都，同志和非同志互不避讳。在那个庙里喝茶的同志一点也不躲，一点也不躲。他们大声谈论同志们的事情，用漂浮的语言互相调戏，互称瓜老婆(笑)。这和我们家乡很不一样。在那个城市，没人敢把这个公之于众。”

飘飘在茶馆结交朋友，发展其他社会关系，也为新人融入当地圈子提供了便捷的渠道。他们遵循着自己的亚文化规则，说着只有圈内人才能听懂的“流动语言”，有着相似的兴趣爱好，从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符号网络”。在这种场合集体亮相，茶馆里的“飘飘”形成了一个群落。

小曾和蒋木木都提到了同志们在茶馆里的“性别表演”。在茶馆里，他们炫耀的举止不仅被允许，甚至被鼓励。正如迈克尔所说:

“这个圈子并不完全排斥女人味。我觉得和当地文化有关。比如同志们都喜欢‘小儿之怒’。但是，再怎么生气的同志，在某些场合，不管是为了快感还是天性，都会故意做一个好色之徒，就像表演一样。这个很有意思，可以表演，性别有戏的元素。这可能是我个人的看法，但我确实认为这是当地文化的一部分。”迈克尔在《茶馆》中对同志自觉颠覆传统性别模式的描写，很好地说明了性别“表演”的本质和性别界限的“模糊性”。

成都茶馆同性恋者的公共空房间有三个显著特点。第一，“飘飘”没有躲在茶馆里，而是出现在大众的眼前。通过有意识地使用“浮语”或明显的性别表现，使茶馆的特定区域“queered”。由于茶馆属于公空室，“飘飘”成群结队光明正大的出现在这个地方。某种程度上，他们对自己是“开放”的。作者同意在中国的语境中应用“出柜”和“壁橱里”这样的概念是有问题的。然而，哈里·布里特说，“当同性恋者散落在茫茫人海中时，他们并不是同性恋者，因为没有人关注他们。”(引自)茶馆成了“飘飘”集体亮相，公开表达性取向的地方。系统研究了清代“同性恋风气”的盛行。上流社会的学者、官员和商人经常聚集在剧院支持他们喜欢的演员。在这个场景中，同性恋的表达是公开的，而不是“地下的”。就像那个年代的剧院，喝茶是成都的一种习俗，而public 空的形成和“飘飘”身份的构建都与这种地方习俗紧密相连。

其次，虽然同性恋者一般聚集在茶馆的特定区域，但他们在茶馆里与大众融为一体。和其他茶客围坐在一起，“飘飘”对自己的身份很淡定。因为同性恋者的欲望、行为、交往都被主流社会所排斥，所以他们往往在内心和社会上都经历着异化。“来自社会的冷漠和自身的隐秘，在同性恋者的异化和社会的边缘化之间形成了一个互为因果的怪圈，并不断延伸和内化。”“飘飘”在茶馆集体出现，无需隐藏自己，从而突破导致“疏离”的心理圈。基佬们对公空间的要求得到了其他茶馆茶客的认可。坐在普通人中间，“飘飘”的人不再觉得“不正常”。

再次，很多受访者认为成都本土文化对同性恋特别宽容，这是形成以茶馆为代表、“飘飘”和谐共存的同性恋大众空的重要原因。地方文化在同性恋群体的形成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空。虽然同性恋者在沈阳的生活环境很艰苦，但是很多同性恋者每个周末都会在广场上表演秧歌。许多同性恋者会变装，然后和其他参与者一起表演。身边的人都习惯了，公开合法的求公空就成了一种方式。同样的道理，成都当地喝茶的习俗和茶馆里相对自由的氛围，使得“飘飘”的性别差异在茶馆这个公共空的房间里公开表现出来。作者的研究表明，三个地方文化因素——历史上的文化多样性、地方宗教和重视休闲娱乐的城市文化——对成都相对宽松开放的同性恋生活环境有着重要影响。

那些在漂场有公开活动的“漂漂漂”是成都同性恋人群中最显眼的一部分，但这些人在当地的同性恋群体中并不具有代表性，因为大多数同性恋者并不认同漂漂的身份模式和生活方式。除了同性恋本身的社会污名之外，“飘飘城”带来的不良联想也让很多同性恋者与标榜城市的“飘飘”保持距离。伊恩很反感那些活跃在浮动领域的“飘飘”。

“我不知道你是否明白我的意思。我说的是那些整天无所事事，整天在浮田里转悠的人。他们行为刻意，不考虑未来，没有正当职业，只会游手好闲，虚度光阴。主流社会非常看不起他们。”

伊恩有一份好工作，过着正常的生活，他认为自己是主流社会的一员。他不想和那些飘飘欲仙的人有任何瓜葛。那些不去飘场的同性恋，对“飘”的看法和伊恩一样。特别是对身份的否定和拒绝，也是身份建构(三重奏)的一个方面。这些同性恋者不是通过肯定自己的身份，而是通过否定来实现自我认同。

因为“飘飘”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很多同性恋者的否定和批判，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其他可以被同性恋者认同的身份选择，所以他们在谈论自己或圈内人时，往往会用“我们这样的人”来代替“飘飘”或“同性恋者”。在周1990年代的研究中，那些接受同性恋作为自我认同的人往往要么在生活方式上极端西化，在公园或公共厕所寻找目标，要么未婚单身，没有正当职业。这些人最有可能被贴上真正同性恋的标签。同性恋不适用于那些正派并过着正常生活的人，尽管他们有时会放纵自己的欲望。这种情况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才得到改变，当时“同性恋”作为一种同性恋身份出现，并被中国各地的同性恋者广泛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