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改变中国(围观改变中国,算法改变围观)
改变中国(改变中国,改变算法)
让我们回到2010年。七年前,《新周刊》将年度媒体网站荣誉授予新浪微博。一时间,“围观改变中国”成为庙里的热门话题。学者称微博弥补了传统媒体在信息传播方面的不足。所以,世界上到处都是欣喜若狂,欢呼雀跃的身影。每个人似乎都相信“互联网赋能”真的给了每个人观看和表达的机会。一路走来,从博客到微博,再到微信,公共信息的传递效率和透明度在互联网高速公路的曙光下一路狂奔。
从那一年开始,那些微弱的声音在互联网空中被放大成震耳欲聋的公共话语。记得2010年,一个19岁的男孩王锴,用一部老式手机,独自在微博上播报灾情。几个小时后,近万人转发。在河北大学,一名自称“我爸是李刚”的肇事司机在微博中触动了网友的神经,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同样是2010年,上海静安区发生火灾,近60人遇难,微博上点燃了无数蜡烛。让人们站在一起,让弱者变得强大,让立场被听到,让尊严得到捍卫。
如今,2017年,当我们久久回望这句尘封的广告语时,那些冲动的快感已经渐渐褪去,留下的是更多不计后果的野心,或许还有更多隐藏的魅力。社交媒体上的围观者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这只是一个简单的观看动作。激情过后,我们会花时间仔细检查我们正在看的东西。
2010年以后,人们看新闻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传统媒体的把关人,记者的权力一直在下降,逐渐让位于风头正劲的“算法”。如果稍微留意一下这两年的畅销书,无论是《大数据时代》还是《算法革命》,我们都不得不相信,这是一个从不缺少曙光的时代。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切似乎印证了马克思的预言:人类被自己发明的机器所取代。
当然,算法对人的替代往往是悄无声息地完成的。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只是一个简单的结果——无论是Twitter上的“趋势”,微博上的“热门话题”,还是今日头条推送的新闻。对此,美国学者塔尔顿·吉莱斯皮(Tarleton gillespie)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当Twitter向我们介绍“趋势”时,它意味着什么?同理,如果我们在今天的中国,我们也应该回答这个问题:当微博向我们展示“热门话题”时,它在展示什么?受欢迎吗?这显然是一个同义反复的回答,很难让我们满意。
具体细节只有算法的创造者知道。作为商业秘密,我们自然无从得知。该算法声称其高效率和自动化,它声称它抛弃了传统新闻守门人的偏见。即使稍有不慎,我们的逻辑也会从“自动化”滑向“中立”。真的是这样吗?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见证的显然是另一种技术的偏见。
美国已经有很多这样的案例了。
算法中存在性别歧视:2007年,研究人员发现,当她在谷歌中搜索“她发明的”这句话时,谷歌会提醒她:你是说“他发明的”吗?
算法中存在性取向歧视:2009年,超过5万本同性恋友好书籍从亚马逊的销售清单中消失,因为这些书籍被算法自动归类为“成人”商品。
还有更令人哭笑不得的算法错误:2016年,挪威作家汤姆·埃格兰(Tom Egeland)发布了纪念越战的著名摄影作品《莫洛托夫少女》(Molotov Girl)。这部普利策奖获奖作品被判定为色情图片,被删除。
一句话:算法的自动化并不意味着它天生就能够保证其中立性和公平性。它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高效便捷,还有更多意想不到的烦恼。借用美国记者卢克·多默(Luke Domer)的《算法时代》(The Age of Algorithms)的副标题,就是“算法解决了我们所有的问题……然后制造了更多的问题”。但是,质疑技术似乎并不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这本书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副标题已经悄悄改成了“新经济的新引擎”。
当然,和所有新生事物一样,我们需要对算法保持更加宽容的态度。算法在科学前沿不断奋进,我们当然有理由期待它的不断进步。然而,社会学家似乎对这个问题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在他们看来,算法与其说是人类进步的阵地,不如说是权力纠葛的战场,各种商业利益、政治考量和文化偏见都聚集在这里。
2017年,算法乐观派在官方媒体上吃了不少苦头。今日头条作为代表站在聚光灯下被拷问。官方媒体将“个性推荐”视为“伪个性化”的低俗伎俩,让人沉迷于“想看的世界”。7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新闻不被算法绑架》;9月,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三种评测算法推荐》。这四篇文章表达了官方媒体对“算法”新闻的足够警惕和怀疑。总结起来,这些问题不外乎三个方面:第一,算法推送中的法律问题(比如版权)迟迟得不到解决。第二,算法推送让新闻更加低俗。第三,算法推送使人的信息更加封闭。
第一个批评并不新鲜。想想早期电影史上的色情,互联网发展初期的盗版猖獗。在人类历史上,新技术发明和扩散之初,似乎总是在新的道德边界和法律边界上徘徊。但是,任何改变人类命运的技术,都是要逐步退出这些边界,完成自己的合法化过程。那么,如何才能为后两种批评找到借口呢?人真的会活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成为低俗至死的一代吗?
所谓“信息茧房”,在传播学中有不同的叫法。有人称之为回音室效应,也有人称之为滤泡。无论名字怎么取,意思还是一样的:人们被困在自己热爱的信息中,“失去了探索未知、创造不同可能性的机会”。换句话说,严肃的内容太累了,那就让算法帮我们一起享受我们的低俗吧。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审视这个定义,似乎又会闻到一丝熟悉的味道。同样的批判号角似乎在上个世纪初就已经吹响。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断言,公众是偏见的囚徒,尼尔·波兹曼(Neil Pozmann)的寓言会恰如其分地传到我们的耳朵里:我们总是担心被自己讨厌的东西毁掉。但讽刺的是,今天真正摧毁我们的,恰恰是我们如此热爱的东西。日光之下无新事。如果我们借用马东和许知远的辩论来提问,可能还不够恰当:我们真的变得更好了吗?
我们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指责商业道德。技术在社会上永远不会自己成长,尤其是现在,它一定会带着资本的利益,一路滚雪球。不管创业者愿不愿意公开承认,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用户沉浸感是衡量一项新技术的重要指标。2016年底,张一鸣自豪地宣布,今日头条已经积累了6亿活跃用户,每个用户每天使用76分钟,活跃用户1.4亿。800算法工程师帮助今日头条每天处理60亿用户请求,这些都是技术带来的好处。
当然没有人愿意公布自己的算法,另一方面也在不断更新完善自己的算法。于是,在算法的黑箱两端,批评者和资本都在另一边观望,这让本来就单薄的批评变得更加无关紧要。无奈,只能从日常生活中不断猜测线索。比如刚才微博告诉我,一个内地歌手要过生日了;看看微信,告诉我一个韩国偶像自杀了,遗书里有线索。我想我愿意祝贺和哀悼,但我不知道我还应该做什么。
七年前,我们发誓要看着中国改变。这本书本来没有错,但是七年过去了,我们似乎逐渐意识到,算法正在悄然改变我们的旁观者。它决定了它带给我们什么,也决定了它为我们覆盖了什么。在技术的宣传方面能做的,似乎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算法如何为我们的旁观者提供素材?是称职的筛选员吗?我的回答是目前不是。对于未来,我愿意保持谨慎的平和,而不是乐观,因为人类历史上有没有出现过那个称职的,理想的,甚至完美的筛选者?我愿意期待的是更多的对技术的反思和调整。正如尼古拉斯·卡尔所说:
“我们往往对技术带来的好处非常敏感;我们对技术带来的麻烦反应很慢。但是,如果我们想对一项新技术做出现实的评价,就不能让技术的光芒蒙蔽了我们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