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章取义是什么意思(诗经断章取义的方式)
文化经典是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本载体，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与经典的阐释及其意义的生成密切相关。考察先秦两汉时期《诗经》经典化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文本的内在质量、接受者的阐释与传播乃至皇权的权力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儒家基于不同的历史语境和阐释立场对《诗经》进行了反复的创造性阐释，并借助教育机制不断孵化、延续和强化其意义，不仅为《诗三百首》的经典化提供了必要条件，也构成了当时民族精神建设、意识形态建设和思想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路径。
制度化传播与经典建构
文化经典是历史文物的存在，在历史时间空的链条中不断被传播和接受。在早期，诗歌至少经历了四种传播类型:以王弼诗集为代表的政治传播、诗歌奉献和诗歌礼乐的制度化传播、以官学私塾”诗教”为鲜明代表的教育传播、以春秋时期诸子著述和诗歌朗诵为代表的学术传播以及为诗歌经典化奠定基础的大众传播。
“诗”的经典化首先促成了文本的收集、编纂和定型。比如，在周代的集诗制度中，王官根据高级官员的要求采用了一些乡村歌谣，诗歌的数量有删减和减少。孔子的《诗品》也要选出来，按顺序排列，这样《诗三百首》才能定稿。
其次，持久多样的传播带来了“诗”的意义的增值和叠加。受不同传播主体、方式、对象和目标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会有许多非文学的、世俗的甚至是王室的力量不断介入文本，改变其性质和功能。比如农村的口唱，本来是一种世俗情怀的自发表达，但一旦在寺庙里呈现，就会被附加上很多“察民风”“听时政”的政治含义。《诗》的礼乐制度化，意味着李湘歌谣融入周礼，成为礼乐歌曲，成为官方文化的一部分。
第三，持续广泛的传播也是经典实现启蒙功能的一种基本方式。在礼乐歌的仪式传播和应用中，在三代礼仪、序跋、学校教育以及后来的儒家私学机制中，《诗》或传播统治阶级的理念，或整合社会价值取向，或涵养士人温良敦厚的品格，在规范权威的传承机制中充分彰显了启蒙功能。
最后，依靠学术化和大众化的传播(如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流行的吟诗、引诗)，将《诗经》的传播和运用生动地延伸到诸侯之间的政治外交、文人传世作品和贵族的世俗生活，其覆盖面和认同度远远超出了一般文艺所能及的范围，成功地完成了从个人话语到公共话语的转变。
文本意义的阐述与命名
与博物馆中文物的实质性存在不同，文化经典的传承更多体现在文本背后的理念、思想和精神，尤其是其经过权威解读而产生的、被社会各界广泛认同的整体意义和核心价值。古籍未解释的文本只是一个对象，只有经过反复解释，不断产生新的意义，才能成为活的传统。因此，士大夫的解释和意义“命名”是文本经典化的另一个重要条件。
《论语》说“诗三百首，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明确界定《诗经》的内涵，整体“命名”其意义。标志着《诗经》的接受和阐释已经从社会政治层面的日常传播和实际应用走向了学术阐释。孔子对“诗”的阐释，是在礼乐崩溃的春秋末期。礼乐仪式的逐渐退出，一方面缩小了《诗经》的传播范围，同时也严重削弱了其原有的政治功能。另一方面，剧烈的社会转型现实也带来了“哲学突破”的需求。以诗、书、礼、乐为代表的古代文化传统，只有通过与时俱进的创造性转化，才能有效适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这种特殊的时代语境的历史规定，深刻地影响了孔子阐释“诗”的实践。
尽管孔子在阐释立场上自称“讲而不写”，充分尊重和尊崇“诗”作为礼乐文化载体的基本性质和特征，但通过对历史经典的阐释来引导和规范社会发展的实践目的，必然促使叙述者不断地、创造性地、实事求是地理解传统，将两者融为一体，尽力挖掘传统在当下语境中的现实意义，从而使”。对《诗经》中孔子“思无邪”的整体命名，以及对诗中“仁德”内涵的新的挖掘和阐释，就是试图从《诗经》中梳理出礼乐的内在精神和本质，提炼出其陶冶性情和道德的价值，针对春秋后期礼乐仪式逐渐工具化和空空心化，礼乐文化逐渐形式化的时代问题。
可以说，孔子对“诗”的解释，对“诗”的授予，本来是为了恢复古代的礼乐传统，结果却是手段高于目的。《诗经》从《诗》中所揭示、提炼和强化的“仁、德”等新内涵反而成为更本质的东西，并作为对礼乐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最终被确立为儒家精神的基本内涵。
政治干预与经典的加冕
文化经典因其对政治秩序的有效辩护或批判，往往受到体制力量甚至王权的干涉。解释者从经典文本中所揭示的某种层面的意义，满足了特定时代政治秩序建构的历史需要，从而在制度的支撑下被赋予了合法性、正统性甚至加冕性。这是各民族古代文化经典建构中的普遍现象。
前面提到的周代王弼的诗集、公职人员的奉献、《诗》的礼乐制度化以及教育的传播，已经鲜明地体现了体制机制作为外在建设力量的重要性。如果说秦代“以官为师”的帝王制度从负面干扰了经学的传承，那么汉代儒学思想的历史语境则为经学的经典化带来了积极的支撑。
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响应世俗权力“欲知大道，达至极致”的号召，逐渐从纯粹的道德伦理转向政治实用主义，并最终制度化、意识形态化，成为王朝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在这一调整和转向的过程中，汉儒秉持“经世致用”的阐释立场，创造性地运用“以史释诗”的策略，试图从《诗经》中挖掘、阐发和引申出符合皇权需要的各种政治理想和社会秩序观念，以全面参与到汉代政治文化的建设中，为皇权大一统的社会秩序提供思想的法律证明和理想的长远规划。
同时，世俗力量对思想文化建设和教育的体制机制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比如，以儒学官僚化、博士儒学化、学者官僚化的方式，鼓励和引导知识分子学习和弘扬儒学，确保儒家经典及其所承载的思想在整个社会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做到“凡不在六艺、孔子之道者，必被否定之道”。在这种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的互动中，《诗经》逐渐被学习，从儒家伦理启蒙经典到国家政教文化经典。
近代以来，古史派学者常常感叹早期儒家为何断章取义地解读《诗经》。其实，无论是孔子的伦理解释，还是汉儒的政教解释，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都是“合理”的。它们都是基于时代的要求，对《诗经》中某些层面的意义进行阐述、突出和强化，并通过文本的反复阐释和意义建构，融合成当时文化发展和思想变革的主旋律。对传统经典的重新阐释成为时代文化创新发展的基本路径。同时，从历时性和纵向来看，《诗》从《先王高官之书》到礼乐体系中的乐歌，从儒家伦理教化经典到王朝政教经典的转化，呈现出一条历史文化的传承链条，其间既有接受与阐发，又有批判与超越，共同构成了《诗经》经典建构的”有效史”。
原标题:经典阐释与文化创新——以《诗经》分类为中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期刊作者:郭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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