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敌们国语(爱情餐歌国语土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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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粉饰,都不能否认俾斯麦和威廉在过去的岁月里确实有过分歧。今天,他们必须相互合作,带领国家前进。
俾斯麦和威廉的关系更像是一男一女,互相怀疑,却又互相需要。在那个各国争霸的时代,各自肩负着重大责任。很难说谁对谁错,但肯定有各自的艰难困苦。
他们真是一对不合拍的搭档。他们在讨论政治事务时常常不欢而散,恨不得马上分道扬镳。此时,俾斯麦会辞职,君主会立刻让步——这是一种有趣的默契。
俾斯麦知道君主的性情。他善于抓住人心,善于处理这些情况。在君主面前,他甚至摆出一副虔诚的基督徒的姿态,为的是让这位72岁、总是充满不安全感的君主安心。
俾斯麦内心并不讨厌这位君主,甚至觉得他远比前任好相处。因为他比较直接,从来不占别人便宜。况且俾斯麦很容易猜到君主的心理。相反,作为一个君主,威廉一世花了很长时间才了解俾斯麦。在俾斯麦终于做出许多成绩后,他终于放下了过去的偏见。
最初几年,很多别有用心的人都在试图破坏他们的君臣关系。好在君主在这方面很清醒,他很清楚自己需要这个宰相。他很难在皇室和亲戚之间进行调解,但即使如此,他也没有放弃与俾斯麦的合作。
俾斯麦起初不喜欢和君主争论。他甚至告诉罗恩,他觉得这样做没有意义,内忧外患之下,他太累了,不想和当权者斗了。俾斯麦一直认为自己的才华高于君主。当他蔑视君主时,很难服从他。但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他开始把君主当成封建主子,把他当成父亲。他开始不断地接近君主,希望成为君主的保护者。
他向乔安娜吐露,“我已经宣誓效忠于他的血统。”
在这种心态下,他愿意忍受君主的一些行为,尽管他很无奈。
在他最终让君主听他的之前,他自己其实也开始逐渐同情甚至屈服于他的君主。威廉一世死后,他对君主的感情越来越强烈,这与他对威廉二世的仇恨正好相反。
威廉一世一直极其害怕一件事,那就是女王对“战略政策”的批评,因为俾斯麦一直讨厌干涉政治事务的女人,其中奥古斯塔是最讨厌的。和奥古斯塔的几次正面交流让他对这个女人产生了恶感。
俾斯麦把奥古斯塔视为一生中最大的敌人之一,因为她的力量在君主的枕头和帐下。好在这个女人没有太多的实际技能,她空一般的说辞已经让国君觉得很累了。
奥古斯塔对俾斯麦的厌恶源于1848年,她心目中俾斯麦的印象就是那个可能给丈夫带来伤害的人。她不认为当时发生的事情其实是她的错,甚至不顾俾斯麦对她计划的反驳,执意要把王位留给威廉一世。
隐藏的冷嘲热讽让俾斯麦一直觉得别人都在和他作对,但在关于奥古斯塔的部分,必须承认俾斯麦一直被这个女人折磨着。他无法反击一个女人和女王,他只能默默忍受一切。君主时不时会被这个女王蛊惑。好在俾斯麦总能看出来,轻松化解。
和女王打交道,俾斯麦知道手段不能太直接,因为君主还是很信任女王的,很多秘密决定都会告诉她。但是俾斯麦对他处理政务的方式很绝望,在百般忍耐之后,终于忍无可忍。他写了一封信来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如果陛下认为有必要格外小心地处理如此重要的国事,这使我想提一下陛下刚才对我说的话。如果我冒犯了你,请原谅我。”……和陛下一样,我相信陛下会保守你告诉她的秘密;但由于过分依赖血亲,从科布伦茨到维多利亚女王或王子、太子妃,或魏玛或巴登的消息很多,我一直保守的秘密一下子就暴露了。仅此一点,就足以让弗朗兹若瑟夫皇帝不再相信我们,这将破坏大局。由于这种破坏,与奥地利交战将不可避免。”
“如果必须宣战,那是由事情本身的情况和君主的责任决定的,而不是由那些隐藏的险恶用心决定的,奥地利也不会给陛下最后承认的权利。如果我要陛下对前者的事业宣战,那么我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更自由的心灵。我请求陛下相信,我这样想不仅是为了您的事业,也是为了您高尚的人格。也许我的担心毫无意义。即使它们是真的,陛下也喜欢忽略我的担忧。我应该认为是上帝在引导陛下的心,我绝不会失职。但我还是要满足我的良心,我恭敬地问陛下,能否发一封电报,派一个信使回萨尔茨堡。只要你借口有紧急的内阁事务,就可以把他送回去。明天早上,你可以派另一个信使,或者你仍然可以发送恢复的信使。……我深信陛下有宽恕之德,所以我也相信陛下即使不同意我的提议也会宽恕我。我之所以忠心耿耿地为君主做事,不仅是尽我的职责,也是为了满足陛下高尚的人格。”
俾斯麦尽可能委婉地表达了他的不满。他奋斗了这么多年,希望自己支持的君主不再是傀儡。这种行为无疑是危险的。很有可能君主会像往常一样向女王传达他的意思,然后他的指控就会彻底了结。没有君主的支持,他以后的日子会更难过。
从君主的角度来看,他的亲属没有一个支持俾斯麦的,他也经常受到妻子的约束。他的儿子经常背着他发表反对新颁布的法律的言论,这挑战了他的权威。在他自己的位置上,他经常感到四面楚歌。这时,他不禁开始责怪俾斯麦。
这些机会其实是俾斯麦铲除异己的好机会。他可以借此机会说服君主监禁王子。但是,俾斯麦总是深思。因此,他反而劝国君原谅太子。他很清楚,如果王子受到了惩罚,那将为王子增添一份荣耀。
他说,“和这个少年打交道,你需要极其小心。当你生气的时候,不要轻率地决定一些事情。一切都要以国家大事为重。如果年轻的弗里斯和他的父亲发生争执,人们会更同情他的儿子。但个人认为,王子应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不难看出,俾斯麦是直接反对太子的。王子开始发表许多贬低俾斯麦的反民主政策言论,俾斯麦也针锋相对,不放过任何羞辱对方的机会。
除了因为血缘关系而反对他的反对者,俾斯麦更多的反对者其实来自不同的政治理念。俾斯麦按照他们的标准把这些人分为三六等,把他们都列为自己的敌人。
唯一信任并与他完全合得来的人是罗恩,其余同僚俾斯麦无依无靠。他瞧不起别人,别人也瞧不起他。所以当罗恩提出请假六个月的时候,他很不开心,觉得自己失去了重要的手臂。
无奈之下,俾斯麦向音乐家乔特尔求助。这个男人是乔安娜的朋友,他非常信任她。然而,在一起工作了几个星期后,他们之间发生了不可挽回的冲突。乔特尔甚至写了一封信说,如果他的意见真的不同,他宁愿回去做音乐人。
俾斯麦对此非常难过。他对乔特尔说:“请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写这样一封信?如果你认为你可以微妙地改变我的决定。我告诉你,像你这样年纪的人是不会做这种事的。…你很了解我,而且你认识我很久了。这么大的事,你能像我一个小官一样草率鲁莽吗?难道你不知道我要在上帝面前为我的行为负责吗?想想就受不了。只要一想起来,两个晚上都睡不着。你没有理由辞职…我要你意识到你是如何伤了我的心!”
俾斯麦的悲痛让乔特尔立刻震惊,请求俾斯麦原谅,收回了信。俾斯麦说:“这样,我们之间所有的芥蒂都消除了。……如果你再不同意我的意见,就不要写信了,当面和我谈。”
此时的俾斯麦孤立无援,做了十几年朋友的朋友都不得不被他当作少数信任的成员来利用。经过这件事,乔特尔和他的关系看似修复,但毫无疑问,确实出现了裂痕。
不仅在内阁,在外务省,几乎所有官员都反对长官。但是俾斯麦并没有太在意这些人,因为所有的外交工作都是君主交给他的,那些下属的私心并没有太大的作用。作为一名外交官员,他曾经勇敢地写信反对他的老板,但在他担任总理后,他再也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俾斯麦给反对他的官员写恐吓信,让反对他的人知道,如果他们坚持这样,以后就永远不会有好日子过。
有些人效仿俾斯麦,通过辞职给俾斯麦制造麻烦。石勒苏益格总督,君主的朋友,俾斯麦的老朋友,因不堪忍受外交部在琐事上的不断干涉,申请辞职。
俾斯麦对此回应道:“我非常愿意向君主提出你的辞职请求,但我想请你注意一件事。如果君主任命你为外交大臣,任命我为石勒苏益格总督,我愿意声明,我将严格遵循你的政策。……不要做任何让部里难堪的事。……如果我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宣布自己筋疲力尽。也许我早就退休了,赢回了我表面上的轻松。与此同时,我因服从君主的命令,为国家尽心尽力而获得的内心平静也失去了。……所以我请你承认,我的信是与你的友好和保密的沟通,我更愿意与你面谈。”
信中丰富的含义和狡猾的诱惑力,实在不像是贸然提出“铁血政策”的强硬派军官。
但是这些措施并不是针对他真正的对手,自由党。他对自由党总是嗤之以鼻,冷嘲热讽,没有一句好话。正如每个独裁者所想的那样,俾斯麦觉得自己处于道德上的地位。他想违反宪法以利于军队,并开始重新解释宪法以证明其正当性。他在1848年不知所措的东西现在有许多机会可以弥补。他坦言,“国家机器不可能停止运转,法律的冲突会变成权利的斗争。不管他是谁,只要他掌权,就让他爱干嘛干嘛。”
这句话的大致意思是:强权即公理之上。显然,俾斯麦相信这句话。他采取大胆的步骤,随心所欲地控制普鲁士的政治,只要他认为没有问题,就通过所有的提案。整个普鲁士由于他的独裁手段而一次又一次地骚动起来。许多人要求限制总理的权力,更多的人希望他能被罢免。
半年后,当会议再次召开时,俾斯麦的战术变得更加激烈。据描述,他的胡子仍然是棕色的,就像头上的几缕短发一样。他站在内阁部长的办公桌前,他魁梧的身材看上去精力充沛,威严有加。他在业余时间的态度、行为、言语都有些挑战性。他把右手插在裤兜里,让人想起学生打架时那些愤怒的目击者。他总是在言谈举止中表现出挑战的意味。现在他说话比第一周更流利了,当时他还没有最终决定是利用议会还是反对议会来维护他的统治。
他说:“政府在认为必要时宣战,众议院无权做出决定。”
多年以后,俾斯麦回忆起当时发生的事情,认定自己无论在哪个层面都远胜于众议院与他对抗的人。那些自由党的人,虽然受过高等教育,却没有实际能力,缺乏创造力。
然而,当时的俾斯麦却毫不犹豫地与任何他鄙视的对手互相攻击。
他是一个伟大的多面手和实干家。只要他执政,做什么事都能游刃有余,政绩更是难能可贵。有人这样评价他:“这个政策是一个不是诗人的人,在偶然的机会下突然灵感迸发写出来的诗。我们可以把俾斯麦比作一个跳绳的人。很多人夸他,因为他不会从绳子上掉下来。如果我们这样赞美所有的跳绳者,那就不适合所有人的优雅了。”
诚然,他经常用这种方法来对付他的对手,利用国家的利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希望这场冲突的最好结果是独裁成为可能。
我们的政敌终于开始报复了。以前没有一位政府首脑如此努力地雇佣像他这样的人。因为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只要他认为自己的想法不规范,就有可能被辞退。他一上任就开始清洗司法界和行政界所有有自由见解或被怀疑有自由见解的人。在最初的四年里,多达1000名官员被撤职。当进步党成员为那些被免职的官员辩护时,下一个就轮到他们被免职了。该镇的自由党官员被解职,市长、彩票持有者、市政厅议员、银行职员和公共疫苗接种员的工资被扣去一半。一些司法官员受到了惩罚,一些人被减薪,一些人甚至被取消了养老金。
最后,他开始集中精力应付新闻界。他学习俄国,颁布了大量的报纸法,比拿破仑的政策还要残酷。一次,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批评政府的文章。俾斯麦认为仅仅几天就很难让它绝版。他列举了一系列针对该报的罪行,并下令该报永远禁止出版。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以所谓道德的名义进行装饰,甚至引用一些宪法条款进行辅助,以至于“近年来因为党派或者感情渗入人心,不是自然的兴奋,会让位于一种更平和、更少偏见的心态。”俾斯麦最后的手段就是说他这么做是因为上帝和道德,这样君主才会相信他这么做更合理。而且,他可能只有这样的解释才能让乔安娜满意,因为乔安娜的母亲还活着,老太太的精神追求还是和以前一样。俾斯麦还记得老太太给女儿写的关于匈牙利革命的话,他也记得当初是怎么回答她的。他唯一不需要这样借口安慰的就是自己的良心,因为他看不起很多人,只要他掌权,驯服他们就能让他满足。
俾斯麦显然更热衷于权力而非自由,就这一点而言,他确实是一个纯粹的德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