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多少人口(香港5个富人区)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家王若愚]

9月19日，香港特区选举委员会举行界别分组选举，这是香港新选举制度下三次选举的首次做法。这次选举将为今年12月19日的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和明年3月27日的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奠定基础。

此前有香港媒体报道称，香港选举委员会将限制香港富豪家族在该机构的政治影响力。这些香港的“大家庭”今后最多只能有两名成员担任选举委员会成员。

未来香港“大家族”最多只能有两名成员担任选举委员会委员。截图自《南华早报》。

自2019年“修正案风波”以来，中央政府打出了两张治理香港的“王牌”，即出台香港《国家安全法》和重构以选举委员会为中心的选举制度。选举制度改革后，选举委员会的职能和作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制约富人的影响力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两种选举”的逻辑是统一的。

香港回归以来，有两种选举对特区影响最大。一个是行政长官选举，一个是立法会选举。

虽然在“行政主导”体制下，行政长官是特别行政区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双头”，但由于回归前港英政府的“大刀阔斧改革”，立法会的权力大大增加，立法对行政产生了很大的制约。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特区政府提出的一些重大法案和重要改革措施，在立法会屡屡受阻，无法实施。

回归20年来，香港的选举制度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这两种选举逐渐形成了两种不同的逻辑。

候选人由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提名，经选举委员会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报中央政府任命。回归之初，选举委员会的前身推选委员会由400人组成，后来逐步增加到800人和1200人。在2017年的选举中，1200人被分为4个部门和38个团体。

1998年第一届立法会选举有60席，2016年选举增至70席，其中30席由功能界别选举产生，5席为“超级区议员”，35席由分区直选产生。

两次选举有什么区别？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指出，过去行政长官的选举基础多来自香港社会中上阶层，重点是富裕阶层，而立法会的选举基础则在中下阶层。这使得两种方式选出的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在阶级基础和利益诉求上存在一定差异，也成为行政立法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改革后的选举制度实现了两种选举大部分功能的整合，也将实现两种选举逻辑的整合。

在作者看来，在新的选举制度基础上，限制富人家庭担任选举委员会成员的人数有以下显著优点:

第一，行政长官的决策可以突破商业利益的束缚。

过去，选举委员会的成员集中于商界，包括富人，这使得行政长官在提出其竞选纲领和施政的过程中，难免会倾向于商界的利益。在选举委员会中富人人数有限的情况下，行政长官的施政将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商业利益的羁绊，更加注重经济发展和民生。

香港第二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曾与富豪交往密切，因公职人员行为不当被判入狱。2017年服刑期满后，香港终审法院撤销判决。来源:香港媒体

二是实现了行政权与立法权的社会基础融合，有利于缓解长期紧张的行政立法关系，产生良性互动和建设性监督，增加特区政府各项法案在立法会通过的概率，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政府施政的压力和阻力。

第三，增加的名额主要向基层倾斜，使得基层和年轻人在行政和立法上的话语权上升，迫使特区政府在行政上尽可能照顾他们的利益，比如采取各种措施加强房屋等保障。这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从长远来看，可以逐步缩小香港社会的贫富差距。

“创造财富的一代”退出历史舞台有利于改革和进步。

据香港媒体报道，包括李嘉诚、李兆基在内的多名香港富豪，将不会参加9月19日举行的香港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普选。

李嘉诚等地产大亨曾是选举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在2000年举行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中，李嘉诚、李兆基、黄志祥、郭炳江等地产大亨齐琦在房地产和建筑领域成功出线。李嘉诚的地产板块，长子李泽钜在CPPCC板块自动当选，次子李泽楷在高等教育板块以298票入围，得分中上。本届选委会成员中，有不少是姻亲关系，其中父子兵居多，兄弟班也不少，形成了结构严谨的关系网络体系。

之后的几届选举委员会中，地产大亨占据了很大份额，影响力很大。比如2017年特首选举，包括李嘉诚父子3票，特首及部门有8票，李友好票数在50-100票之间。得到李氏家族的支持，重要性不言而喻。选举前，李泽钜早早宣布提名林郑月娥，李泽楷也在此后表态支持林郑月娥。只有李嘉诚没有透露他的倾向。

李嘉诚家族对特首选举一直有很大影响。来源:中国评论新闻网

我把李嘉诚、李兆基等人称为“创造财富的一代”。他们成长在香港经济腾飞的时代。通过自己的努力，他们成功地创造了自己的财富，他们对香港社会的影响几乎延伸到了每个角落。内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他们迅速进入内地，港资成为内地经济腾飞的重要加速器。这些“创富一代”通过担任政协委员在内地有一定影响力。

曾经有一篇自称“香港小学生”写的散文《李家的城市》，在网上疯传，引起人们的讨论。在这篇作文中，学生列举了香港街头随处可见的李氏家族企业，如屈臣氏、百佳、7-11、惠康等。，并感慨道，“李嘉诚，名副其实，香港是李家的城市。”

这篇博文虽然幽默，但却揭示了一个事实:香港的“创富一代”大多是从房地产起家的，垄断了房地产行业，进而控制了大部分经济和民生行业。所以香港社会一直有“地产霸权”的说法。房地产商通过参政议政，竭力影响政策制定，维护利好政策，封杀可能稀释房地产及相关利益的政策。“创富一代”派代表参加选举委员会，对特首施加影响，进而维持家族的控制权，是很自然的选择。

这种控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通过政策制定限制土地开发，让老百姓很难上楼。

深圳和香港是两个相邻的城市，陆地面积2050平方公里，人口1259万，人均163平方米。香港1106平方公里，745.1万人，人均148平方米。两者差别不大。但在住房面积上，深圳人均水平比香港高75%。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香港郊野公园条例的制定。郊野公园的面积约占香港总面积的40%，其中75%是受保护的土地，但很多郊野公园并没有太大的保护价值。导致香港可供开发的土地少了，开发商可以囤积，房价一个接一个的飙升。近年来，香港社会有不少声音要求改革该条例，但往往遭到地产团体以“环保”、“保育”为名的反对。

2020年国庆期间，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走进基层社区，看望老人和？家庭。解决住房和其他民生问题是中央政府治理香港的重点。资料来源:香港中联办

据统计，经过100多年的开发建设，香港已开发土地仅275平方公里，占总土地面积的24.9%，远低于内地大中城市。目前，香港只有26平方公里的土地用于私人住房，而17平方公里的土地用于公共住房。低密度农村住宅实际占地35平方公里。这意味着，如果不改变目前的土地政策，没有足够的土地来建造房屋，香港人的住房梦将难以实现。

二是房地产商控制大量闲置土地，享受囤积带来的暴利。

香港的大地产商一般都是在地价低的时候大量买地，但很多都没有开发，而是在那里等着升值。仅所谓的“四大地产家族”在香港就积累了13950亩农田。香港现行法律对囤地没有严格监管，长期持有土地不开发没有太大风险。所以，对于大开发商来说，囤积足够的土地，意味着不用投入太多成本就能带来源源不断的收益。

第三，高房价滋生裙带资本，影响其他行业健康发展。

香港全国人大代表、工联会会长吴秋北曾直言:“香港的裙带资本主义指数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财富高度集中。近年来经济发展遇到瓶颈，科技创新产业薄弱，包括房屋问题，严重影响了香港民生发展和香港人的幸福指数。根源是资本垄断，香港发展的命脉被地产商和财团控制。面对资本的无限膨胀，社会缺乏制衡的力量，加上地产商控制下的媒体合作，掩盖了长期存在的住房问题的根源，只有调整印花税才是放弃成本。”

有限的住房供应和高昂的租金成本意味着在香港创业的成本远高于其他城市。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企业和高科技产业在香港很难发展。年轻人更愿意排队买公房，而不是自己创业，然后上楼寻求其他发展。这也是近年来香港新产业极难发展的重要原因。

2021年5月，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黄提出议员议案，促请政府全方位增加土地供应。该提案经若干成员修正，但所有提案和修正案在付诸表决时均被否决。最近总工会关于“地产霸权”的一系列言论，遭到了地产商的炮轰。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动房地产“奶酪”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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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选举委员会改革是限制房地产霸权的有利时机。“创富一代”老了或者已经去世，二代接手前台。与上一代相比，他们的理念和处事方式更愿意接受新事物，尝试新的创富模式，这或许有利于推动香港的产业改革。

当然也要看到，这些富豪家族在香港经营已久，关系错综复杂。台面上台面下还是有很多利益的。家族选举是有限的，他们可能会通过其他各种方式继续保持自己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因此，香港的经济和社会转型必然是长期的、复杂的，不是一朝一夕的，我们必须做好长期斗争和调整的准备。

参考资料:

香港《文汇报》“吴秋北撰文批房地产霸权，敦促政府建立调控机制”；刘兆佳:“完善选举委员会利益，关注基层利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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