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谁写的作品（资治通鉴这本书写的什么内容）

跟西方相比，中国是一个早熟的历史。当欧洲还在封建领主时代时，中国已经进入中央集权的帝制时代。

当他们仍以血统为选官标准时，中国已经有科举制度，将才学作为选拔标准。这注定了中国历史的复杂。

跟其他文明古国相比，中国有记载历史的传统。每一任史官都会在自己职位上，记载下当下，载入历史。

这注定了中国历史不仅漫长且可以考据。所以，当司马光选择编纂一部编年体的历史时，注定要面对一个浩大的工程。

司马光出生的年代，绝对是中国文化上最为灿烂的时期之一。司马光出生于宋真宗年间，成长于宋仁宗年间。

而北宋在那个时期也被认为是“百年承平”的太平时期，北宋能人辈出。王安石、范仲淹、苏轼、欧阳修等人，都是这个时代风云际会。

庆历四年， 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留下一句“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绝世名句，司马光则刚刚服丧完毕，重新上任。

在仕途上，司马光则践行着范仲淹那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在底层担任官职，对民间疾苦有更深的理解。这对于他从政的理念有很大变化。

后来王安石推行新政时，司马光多有反对，就是因为他了解到新政在实际推行中，对百姓造成的伤害。他看重实效，了解实情，但往往也过于保守。

不过，这并非意味着司马光不作为。事实上在解决贝州叛乱时，司马光没有一味采取强行镇压的方式，而是因势利导，将叛军逐渐分化，解决老百姓造反的根源矛盾，最后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妥善解决了一场可能波及多个城市的叛乱。

后来司马馆被调入中枢，担任史官。中国历代皆有编纂历史的传统。这是一个对才学和道德都要求极高的职业。春秋年间，齐国崔杼弑君，齐国史官秉笔直书，即便兄弟先后被杀，仍不篡改历史。

这便是中国历史中一种相传的精神。司马光担任史官，既有才学，又有品学。而且，他并非做纸上书生议论。

仁宗时期，北宋与西夏已经休战多年，但司马馆仍极为警惕。

他一面实地考察，一面为朝廷举荐人才，选拔那些可以为国家效力的人，直到王安石推行新政，司马光因为跟王安石政见不和，于是选择离开中枢，慢慢走上编修史书的道路。

英宗年间，司马光向朝廷献上已经编修好的三卷史书，得到英宗认同，向司马光调拨财源和人力作为支持。事实上，想要编修一本史书并不容易。

司马光没有选择司马迁的做法，用记传人物作为编修史书的体裁，而是以年代作为编修的依据。

这是一种中国更早记载历史的办法。但无论采用哪一种办法，都首先要面对浩瀚的史料。这是一个庞大的阅读工程。而且，还要从这些史料中去伪存真，这又是一件极为艰难的事情。

中国历史当中，虽然有史官秉笔直书，但也有帝王统治者篡改历史的情况。而且，每次遭逢战乱，都会大量原始史料丢失。所以，司马光需要面对的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他用了十九年时间才编纂完成。

而且，跟一般编修历史书籍不同，司马光的这部《资治通鉴》，包含范围极广。从民族、政治、军事、外交、经济都有涉及。

事实上，司马光是希望从历史中找寻历代兴衰起伏的根源，为后来人找寻一条出路。这也是历代许多人研究历史、学习历史的原因。不只是了解过去，更是希望能对现在及未来找寻一条出路。

用司马光的话说就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资治通鉴》无论是史料、文笔、用意俱是佳作，所以历代有许多人都对它极为推崇。它才能被鲁迅先生列为跟《史记》并列的史学双碧。

所以，历代以来，便有许多名家对《资治通鉴》做了不少注解。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在69岁这年开始动笔写一本《资治通鉴》的史论，名为《读通鉴论》。

王夫之是一个中国历史上了不起的思想家。他一生坎坷，亲身经历国家灭亡的过程。在他69时，不仅是学问上有了极大的成就，对世事变化，有了更深的理解。

在《通鉴论》里，王夫之曾如此说道：“

郡县之法，已在秦先。秦之所灭者六国耳，非尽灭三代之所封也。则分之为郡，分之为县，俾才可长民者皆居民上以尽其才，而治民之纪，亦何为而非天下之公乎？”

曾国藩在打仗的时候，还在读《通鉴论》。在他的日记记载，曾国藩有一段时间是每天都要这本书，可见《通鉴论》的魅力。

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读《通鉴论》不仅可以让我们了解过去，更让我们可以读懂现在，以窥视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