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是什么第一人（魏源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那些曾在录像带中声称对某某事件负责的恐怖组织，着实是威胁世界和平的巨大隐患。其实，恐怖分子在古代就已存在，例如：波斯的“山中老人”就是其中典型。
其实，我国古代也曾出现过不少“恐怖分子”，以距离我们最近的清朝来说，就曾出现过一位恐怖头目周汉。
1891年夏末，南方地区的海外传教士和中国信众陷入巨大的恐慌中。在这一年的五月开始，从宜昌至上海一带，几乎所有教会或外国人开设的福利机构都遭遇了暴徒的恐怖袭击。
在这为期四个月的恐怖袭击中，所有教会、慈善机构中的财产被暴徒掠夺一空，无数传教士和信徒死于无妄之灾。
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呈送到美国国会的报告中称：“这起事变让所有人都觉得十分惊讶，偌大的中国竟没有一片土地是安全的，哪怕是上海这样的城市亦是如此。”
对于当时的清廷来说，海外教会的震怒显然是统治者无力承担的。
所以，当时清廷出动了全部力量，协助海外教会共同彻查这一系列的恐怖事件。最终，经一系列调查，最后一个名字渐渐浮出水面——周汉。
周汉是个典型的读书人，从小接受儒学教育，在太平天国动乱时期响应清廷号召投身行伍，因为立下战功而被保举为陕西补用道。
所谓补用道，就是预备役的意思，虽然暂时没有实权，但却可领到与正职相当的薪资。
令人疑惑不解的是，前途一片光明的周汉竟放弃了自己的仕途，返回家乡隐居。在隐居期间，周汉与当地的书籍商人来往频繁，并著了大量反西方教会的书籍。
在这些书籍中，有三十多部著作至今仍留存于世。因为这些反教会的书籍大多写就于1890年前后，印刷量非常大，而且以免费的形式向公众发放。
在周汉所著的所有作品中，印刷量最大的是《鬼叫该死》，这部反教会宣传册足足印制了八十万册。
在那个印刷行业并不发达的年代，该印刷量已足以证明周汉的思想传播速度恐怖。
说起来，周汉绝对是个合格的起义家。经他撰写的宣传册，全部采用通俗易懂的白话，且里面有大量俚语，哪怕是只认识几百个字的老百姓也能轻易地读懂这些小册子。
周汉的思想无疑十分迎合劳苦大众的认知，例如周汉在作品中称耶稣是投了胎的猪精，教会中的教士则是鬼叫头。
周汉称，外国人之所以能召集那么多教众，完全是因为他们使用了一种迷药，这才将中国人蛊惑了。
周汉教育老百姓，只要进了外国人的教会，不论是媳妇还是女儿都会稀里糊涂地陪着那些“鬼叫头”上床。
为了增加煽动力，周汉还在作品中加入了不少插图。增加了插图的小册子，哪怕是大字不认识一个的老百姓，都能轻而易举地理解宣传册中的意思。
在周汉的所有宣传册中，最生动的就是一副外国传教士将中国信徒剜心挖眼的插图。
除了不识字的文盲外，周汉还照顾到了读书人。在《鬼叫该死》一书中，周汉详细地讲述了教会所使用的“妖术”：
“鬼叫都有妖术，他拿去买去鬼商人配制照相的药水，熬炼铜铅，每百斤铜铅熬得出八斤银子。凡从叫的死了，鬼叫头不准亲人近前，要由他殡殓。”
为什么这样的鬼话有不少读书人会相信呢？
这还要牵扯到一本晚清时期的名著《海国图志》。类似的说法，亦出现在《海国图志》中。
当时在中国普遍流传着这样的说法，那就是外国人掌握着一门能将铅炼制成银子的方法，只不过这种方法的操作流程十分邪门。
由于《海国图志》的作者魏源在当时堪称“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十分相信这种说法。
在周汉横空出世之前，此前的儒生们也曾与海外的传教士爆发过文化上的矛盾。不过，就算是再激烈的文化冲突，也没有出现提倡“肉体毁灭”一类的血腥号召。
可以说，周汉是掀起晚清恐怖主义的第一人。
在《鬼叫该死》的第一页中，我们就能看到周汉对民众的“鼓舞”：“每人细读，传说他人，鬼子再多，定要殄灭。”
在周汉的号召中，他还提出了这样的倡导：所有大清的老百姓全部站出来“驱鬼”，只要有人敢从中阻拦，替鬼说好话，立即将其格杀，并将尸体弃之荒野喂野兽。
如果有人敢将老祖宗留下的房产土地卖给外国人，那么就将卖屋人与经办人的全家杀光，所有家产充入公费，当作“驱鬼”的资金。
就是在这种颇具邪教性质的教唆中，南方百姓对西方教会的怨气被勾起。1891年，轰动全世界的“长江教案”爆发，无数外国传教士与中国信徒死于这场灾难。
回顾这场灾难，为何周汉能凭借一己之力煽动这样一场暴乱呢？结合现存的文献来分析，至少有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儒学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中逐渐处于下风。例如，我国第一任驻英大使郭嵩焘曾设身处地地参观过英国的政体运转，感慨即便是中国人沿用了千年的“三代之政”，也不及英国人的政体更完善。
郭嵩焘觉得，中国人靠着儒学圣人治理国家，远逊于外国人“公之臣庶”的政策。
中国的皇帝“明不过三代”，但外国的“臣庶”却可始终延续下去。当然，像郭嵩焘这种有识之士毕竟只是少数。绝大多数的儒生在这场文化碰撞中产生了强烈的焦虑感。
这种焦虑感就像是气球中的气体一样，急于找到宣泄的突破口。而周汉，刚好为小部分激进分子提供了突破口。
其次，周汉将自己打造成处于道德制高点上的圣人。前文中我们提到，周汉自幼崇儒，将古代先贤视作心目中最神圣的存在。
为了将外来文化驱逐出境，维持中国传统儒释道信仰的纯洁，周汉已然放弃了自己的一切政治前途。否则，周汉也不会放弃前程似锦的仕途，选择这样一条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路。
当时，曾有不少暴徒因散发宣传册而锒铛入狱，周汉听说这件事后立即给湖北巡抚写了封信。
在这封信中，周汉坦言道，所有关于反对教会的文字、图画资料都是本人一手撰写的，如果想要处罚那些被拘捕的人，则要先处理自己这个罪魁祸首。
这种为了其他人而牺牲自己的行为，显然会让周汉的形象更加高大，使越来越多的民众加入到暴乱的行列中来。
再次，纵观整个南方的文化圈，虽然绝大多数文人都是崇尚和谐的和平主义者，但他们亦是周汉的同情者。其实周汉的行为，早就引发了湖北、广东地区政府的注意。
然而，这些地方官竟默许了周汉的行为，并未对其采取抓捕行动。与此同时，长沙地区的知府甚至还支持人们利用唱戏等形式宣扬《鬼叫该死》等作品。
到了暴徒酿成大祸，引发暴乱并造成一系列流血事件后，清廷立即下旨命令地方官严惩罪魁祸首周汉。
不过，即便如此当地的官员仍没有对周汉进行批捕。两湖地区的总督张之洞在向朝廷汇报时称：赞周之歌谣者十人而九，真不可解，长沙三书院尤佩服周。
显然，在当时周汉已经代表了当地的“民意”，朝廷根本没有理由拘捕这样的煽动者。李鸿章为了完成抓捕周汉的使命，曾建议地方政府换一种思路，严查周汉的其他犯罪行为。
然而，周汉平日作风端正，除了书写反教会著作之外并无劣迹。无奈之下，朝廷大员在汇报情况时只能称周汉是个“痰迷”患者，也就是精神病的意思。
值得一提的是，1897年周汉再次煽动百姓时，张之洞曾对手下说：“千万别把这家伙带来武昌。”
因为，武昌的知识分子均是周汉的支持者，若周汉来到武昌没准会闹出更大的乱子。一时间，各地官场均不敢接收周汉，关于他的案子竟无人敢审理。
最后，周汉之所以能成功，离不开民间组织的帮助。对于某些民间会党而言，天下自然是越乱越好。
所以他们趁着全民反洋教，纷纷加入到暴民的行列中，对这场暴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悉，当时清政府抓捕了不少涉事的“哥老会”成员。
据说，这些哥老会成员不但自掏腰包帮周汉印制宣传单，还带头煽动暴民打砸抢烧。
从这起暴乱的发生机制来看，我们便会从中找到现代恐怖主义的影子。所幸，当时的清廷已处于崩坏的边缘，儒学的基本意识形态也算开放，所以周汉事件并未造成太大的影响。
不过，既然是已经发生过的历史，我们没有理由将其遗忘。且让周汉事件成为消除现代恐怖主义的警钟，让今人从中汲取前车之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