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孝宗北伐为什么失败（宋朝宋孝宗北伐失败是真的吗）

宋孝宗一生的理想就是北伐中原，收复失地，王夫之说他是“怨不可旦夕忘，时不可迁延失”，已到了心心念念的地步。

然而，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都注定了他的理想不可能实现。

其实，当金世宗完颜雍取代了海陵王完颜亮，成为金国皇帝之初，金国正是内忧外患，面临着三大棘手的问题：其一，侵宋战争失败的稳妥善后；其二，中央皇权的顺利过渡；其三，各地起义的及时平定。

在这三个问题上，金世宗以稳健的政策处理，逐渐稳固了他的统治地位。

比如，金世宗没有采取杀戮异己、排斥政敌的做法，而是实行了既往不咎、兼容并包的政策，一大批文武官员被世宗所争取，实现了中央政权的平稳过渡。

世宗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选贤治吏，轻赋重农，尊崇儒学。大定二年，他把来自中原参加南征的步军都遣返回家；

同时派官员到汉人起义密集的山东地区，招抚正隆时期因苛重的兵役和劳役铤而走险的农民，只要及时归农，罪名一律赦免。

在金世宗的治理下，金国国库充盈，人民生活富裕，实现了“大定盛世”的繁荣鼎盛局面，金世宗甚至被后世称为“小尧舜”。此称号虽然过赞，但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金国此时政局稳定，财政充裕，战备严整，无懈可击。

南宋一朝，内部关于对金主战和主和的意见一直相持不下，宋高宗时如此，宋孝宗时依然如此。从孝宗时期几个重要位置人选的变化上，便可以看得出来。

宋高宗退位前，南宋对金刚刚取得了采石矶大捷，一时间主战派声势壮大，高宗不得不启用主战派的代表张浚，让他出判建康府。

孝宗继位后，立即召张浚入京，任命他为江淮宣抚使。不久又任命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史浩升为右相，当时左相是陈康伯。

史浩是孝宗潜邸老师，但在对金问题上，他却是个安于现状的主和派，对孝宗锐意北伐始终持反对态度，他并不是个像秦桧那样的卖国贼，而是认为“若中原真有豪杰却不能亡金，正证明金人统治的稳固，未可贸然出兵。”

陈康伯却是一个坚定的主战派，然而之后不久符离之战宋军溃败，主和派声势又占了上风，开始一齐弹劾陈康伯，陈康伯不得已请求罢官回乡并推荐张浚为相。

但孝宗迫于压力，不得不启用主和派的汤思退为右相。张浚也被降为江淮宣抚使，但仍掌握兵权。

为了对抗主和派，孝宗同时让主战的张焘、辛次膺和王十朋等相继出朝，并在两个月后升任汤思退为左相兼枢密使，张浚也升任右相兼枢密使，同时恢复了张浚都督江淮军马的职务。

张浚在江淮招揽兵马，增修工事，填补战舰，随时准备北伐。但汤思退及其同党百般攻击张浚，诬蔑他“名曰备守，守未必备，名曰治兵，兵未必精”。

孝宗最终屈从了主和派的压力，解除了张浚的职务。四个月后，张浚死在离京途中，遗嘱说：“我曾任宰相，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死后不配葬在祖宗墓侧，葬在衡山下足矣。”

之后，汤思退独相达半年之久，湖北京西制置使虞允文被撤职降知平江府。隆兴二年十月，金军挥师南下，汤思退主张干脆放弃两淮，退守长江，尽快与金议和。

孝宗表示“有以国毙，也不屈从。”抗金呼声再次高涨，太学生甚至准备伏阙进谏。于是，孝宗罢免汤思退，太学生张观等七十二人上疏请斩汤思退及其同党王之望等，汤思退在流贬途中闻讯，忧悸而死。

陈康伯重新出任左相，主持大局。然而不到半年，陈康伯在向孝宗奏事后，临出殿门时突然发病，等到用肩舆抬至家中，已经溘然长逝，享年六十九岁。

陈康伯死后，孝宗曾任虞允文为相，但不到半年就因与孝宗在重用潜邸旧人上意见有分歧，不得不主动请辞，两年之后，虞允文郁郁中去世。

从相位的人选变化上看，宋廷之中，主战派和主和派的力量一直不相上下，尤其是已经身为太上皇的宋高宗，是主和派最有力的支持者，这使得孝宗在对金作战时，总是受到掣肘，甚至为了妥协，不得不启用主和派的人为相。宋孝宗在位27年，期间倒有25年受到了太上皇高宗的牵制。

倘若宋廷君臣上下一心，北伐之事或有可为，但群臣离心离德，大量的精力耗费在了内耗之上，对金作战不利的后果便是必然了。

尽管孝宗不失为南宋最想有作为的君主，但他也经常感叹自己功业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及汉文景父子，尤其抱怨自己还不如东吴孙权，能得许多人才。

孝宗时期，南宋中兴四将中，岳飞、韩世忠、刘光世已死，只留下一个张浚。其他名将如刘锜、张宪也死了，孝宗虽然知道张浚志大才疏，但也不得不重用他。

孝宗即位之后，不断提拔张浚，最后到了右相兼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的职务，可以说隆兴北伐全赖张浚一人指挥。

隆兴元年四月，为了防止主和派的反对，孝宗绕过三省与枢密院，直接向张浚和诸将下达北伐的诏令。同时，为了表示抗金雪耻之意，特为岳飞平反昭雪，追复岳飞官爵，给岳飞加谥号武穆。

张浚接到北伐诏令后，星夜赶回建康，调兵八万，号称二十万，一路由李显忠率领取灵璧，一路由邵宏渊指挥攻虹县。

然而前线李、邵二人不合，初期虽攻下了军事重镇宿州，但在金军的反击中，李显忠奋力苦战，邵宏渊按兵不动，最终宋军溃败，史称“符离之溃”。

孝宗另一个倚重之人是虞允文，曾在金主完颜亮南侵时，在采石矶大败金军，名声极大。乾道三年，孝宗任命他为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替代刚去世的吴璘出任四川宣抚使。虞允文治蜀不到一年，经济发展，军政一新。

虞允文在采石之战时就已经51岁了。出任四川宣抚使时，已经60多岁了。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虞允文行事越来越慎重。宋孝宗多次催促他北伐，他都以准备不够充分而拒绝。1174年，虞允文病逝，竟未来得及完成恢复大业。

与虞允文类似的还有吴璘。吴璘的军事指挥能力不在虞允文之下，长期镇守于川陕一带，前期抵抗西夏，后期抵抗金军，形如一道坚固的屏障，保护了天府之国四川的安危。

遗憾的是，吴璘的年纪比虞允文还大，在1167年就病逝了。

后人以恢复论其父子道：“高宗之朝，有恢复之臣，而无恢复之君；孝宗之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

说得不无道理，高宗无意恢复，但岳飞、李纲、张浚都以恢复为己任；孝宗志在恢复，张浚志大才疏，虞允文中途而殁，历史的机遇并不是尽如人意的。

符离之战的失败，以及虞允文的去世，大大打击了孝宗北伐的决心和信心，虎虎锐气逐渐消退，守成的暮气占据上风。

淳熙五年（1178年），孝宗任命史浩为右相。史浩因反对隆兴北伐而撤职赋闲十余年，孝宗起用他，表明其政策的转向。史浩入相，太上皇赵构兴高采烈地说：“卿再入朝，天下之幸！”

同时代的朱熹认为，孝宗晚年所用宰执，“多是庸人”。

虽然在军事上，孝宗认为已经无法战胜金军，但他仍然希望能够改变国弱民贫的局面，以待将来自己的子孙恢复北方。

早在隆兴乾道间，孝宗就仿照太祖的做法，设立封桩库，作为备战钱库，但措施不力，收效颇微，淳熙六年盘点库存仅五百三十万缗。

经过整顿，四年后增至三千余万缗，但后因太上皇的需索等滥支现象严重，仅隔两年封桩库财物就锐减至五六百万缗，整顿财政也落得个虎头蛇尾。

1189年，不复当年锐气的宋孝宗决定禅让皇位给自己的儿子赵惇，宣布了自己北伐事业的完全失败。禅位以后，孝宗改高宗原先退居的德寿宫为重华宫，移住其中也当起了太上皇。五年之后，孝宗在重华殿逝世，终年六十八岁。

虽然北伐失败，但孝宗在位期间积极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贪污，重视农业生产，百姓生活安康，史称“乾淳之治”，后世史学家仍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称其为“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