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红高粱九儿是真实故事吗）

当许多国人以为中国文学开始走向快餐化的道路时，一份二十世纪中文小说在世界的榜单横空出世。

让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其中长篇小说《红高粱》一时间风靡海外，让许多外国人看到了作家莫言笔下充满神秘色彩的东北高密，成为了我国文化输出的典范。

不仅在海外脍炙人口，《红高粱》在国内也收获了大量的书迷，更是有学者拿它和马尔克斯的传世巨著《百年孤独》进行类比。

那么《红高粱》到底是凭借什么风靡全球的呢？

都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一部文学作品如果能获得非常广泛的认可，就一定是有它的特色之处，而提起《红高粱》，从翻开书本那一刻开始，就拥有了和传统小说截然不同的阅读体验。

整部《红高粱》的时间线非常冗杂，从戴凤莲跟随余占鳌伏击敌人的汽车队写起，却又突然跳跃到了戴凤莲坐上花轿准备出嫁，出嫁的对象是单扁郎。

这条线的叙述却又再次戛然而止，戴凤莲突然又成为了余占鳌的妻子。

这样混乱的时间线很容易让读者一头雾水，却也是《红高粱》的魅力所在，当了解整个故事之后，会有一种醍醐灌顶般的通透感。

这种通透感让读者欲罢不能，却也同时对作者把控全局的能力有着非常高的要求。

毫无疑问，莫言的《红高粱》，将马尔克斯“扭转时空”的能力运用得淋漓尽致，让整部作品和《百年孤独》一样，笼罩上了一层魔幻现实主义色彩。

但是开篇就这样写的话，不会让部分看不明白的读者知难而退，放弃阅读吗？

这就牵扯到了《红高粱》对于传统文学更大的挑战——大尺度。

很多读者刚读《红高粱》，都有着这样的感觉：莫言真的太敢写了。

莫言用通透的笔力，写出了很多寻常文学作品根本不敢写的桥段，余占鳌和戴凤莲在长满红高粱的野地里肆意云雨，极具真实感的场面描写让无数读者浮想联翩。

除去这些“释放天性”的描写，《红高粱》对于战争残酷的描绘更是让许多人仿佛身临其境，比如罗汉大爷被活活剥皮致死，或者将花轿比作棺材，说它“不知装过多少死尸”，书中真实到恐怖的细节让人不免毛骨悚然。

而这样一部充斥着血腥、杀戮和欲望的作品，为什么却让人爱不释手呢？

正是因为莫言用这样“大尺度”的形式，描绘着一个向往自由、解放天性的故事内核。

什么是自由？这个问题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答案，而莫言在《红高粱》中给出的答案就藏在书名“红高粱”里。

红高粱作为东北高密农村一种十分常见的农作物，在莫言笔下被赋予了全然不同的自由。

在莫言眼里，“自由”的定义就和红高粱一样，解放天性、充满生命力。

红高粱是最容易生长成熟的农作物之一，在收成不好的年份中，红高粱往往是所有作物中长得最好的，这正是因为环境影响不了它向着阳光生长的坚韧。

正如学者安索尼所评价的那样：不管中国及其人民处于何种状况，不管在红高粱的周围有着什么样的痛苦和忧愁，红高粱依然继续生长，忘掉了那些遭受的苦难。

可以说，坚韧不拔就是红高粱的天性，正衬托着戴凤莲、余占鳌不被拘束的天性：面对爱人他们爱得放肆，面对敌人他们恨得彻底，他们向往生命，却也不惧怕死亡。

这些作品的精神内核被莫言藏在一个个血腥残忍亦或是让人浮想联翩的“大尺度”描写中，与整部作品融合在一起，浑然天成。

但是这种独具一格的写法和解放天性的尺度，难道就无人质疑吗？

答案是有的，而且很多。

不论是《红高粱》刚刚创作出来还是风靡世界以后，莫言所面对的质疑声都不绝于耳。

最被人诟病的，就是以罗汉大爷被活剥为代表的大尺度描写，甚至有很多人认为这样描写会引起读者不适。

这样的质疑声由何而来？又如何面对？

要解决这个问题，还要从传统文学的写法谈起。

传统文学之所以一直没有做出突破，正是因为传统文学为了区别于通俗文学，其人物形象和故事结构十分固定。

比方说《红高粱》中的人物群像，抗日战争时期东北高密土生土长的农民。

在传统文学中，尤其是近代文学中，农民的形象往往充满愚昧、无知、朴实这些特质，正如莫言自己所说：“一般来说，中国农民是很麻木的，不触及他们的根本利益，不真把他们惹火的时候，他们绝对都是羔羊。”

这样的形象极具代表性的就是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阿Q、华老栓等人，这些人的身上都不具备生命力和天性，他们仿佛为了活着而活着。

当然这是那个黑暗的时代塑造的，但鲁迅先生作品的经典性让这些形象已经逐渐在读者心中固化，让人们对他们所处的时代与命运感到唏嘘。

而《红高粱》里的戴凤莲、余占鳌呢？

我们在阅读《红高粱》时，看到他们的命运，很少会觉得惋惜或者唏嘘，更多的是钦佩和悲壮。

拿戴凤莲在高粱地中被日本人的流弹击中身亡之前的描写举例，莫言没有像传统文学中对人濒死的状态过多描述，而是把目光聚集到了周围的红高粱和天上飞过的鸽子上，原本红高粱象征解放天性，鸽子象征和平，而此刻在残阳中，一切都充满了悲壮。

《红高粱》中的农民形象，不再愚昧无知，不再逆来顺受，他们勇敢的追逐爱与性，勇敢的与敌人抗争，然后勇敢的死去。

莫言笔下的农民，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人的天性。

除了农民之外，《红高粱》中女性的形象也十分值得赏析。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奶奶”戴凤莲。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传统女性讲求“三从四德”、“笑不露齿”、“大家闺秀”，也就是说，女性的形象往往是沉稳、内敛、沉默的。

而戴凤莲的身上却不仅没有传统女性形象的枷锁，反而拥有如今新时代女性的种种特质。

她热情、独立、敢爱敢恨，甚至还有勇有谋，给余占鳌出谋划策，多次挫败日军侵略者的阴谋。

和单扁郎结婚的那天晚上，戴凤莲以死相逼，也没有让单扁郎碰自己一个手指头，因为她不爱他；后来余占鳌救了她之后，她在高粱地里就和余占鳌肆意云雨，因为她爱他。

她想和余占鳌在一起，二人合伙杀死了单家父子俩，还占有了他们的财产。

这些事情于情于理都是错误的，但是人无完人，他们在那个思维闭塞的时代追求自由与天性，这样的做法非常真实。

这种女性形象的突破在描写那个年代的文学作品中是很少见的，当看惯了女性作为男性附庸形象的读者们，看到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爱憎分明甚至背负罪孽的戴凤莲形象时，不免会觉得耳目一新。

简而言之，传统文学中，不论是农民还是女性，他们的形象是被压抑天性的，他们很难随心所欲地做自己热爱的事情。

而《红高粱》的人物形象对于传统桎梏最大的突破，就在于其中的人物可以肆意解放天性，或者说，更加接近真实。

而前文提到的针对《红高粱》大尺度描写的质疑者，显然是没有理清这一层突破，他们欣赏文学作品的思维定势还没有打开。

在《红高粱》的格局里，人物形象解放天性，战争情节自然也更加接近真实。

为什么如此血腥残酷？因为真实的战争就是这样血腥残酷，日军侵略者当年在南京犯下的种种兽行，哪一个不比《红高粱》尺度大？

面对质疑声，莫言自己解释道：“如果没有剥皮的场面，那么后面就没法写，爷爷他们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就很难解释......有些人就是叶公好龙，一方面要求再现历史本来面

貌，要写真实，真的真实了，他们又受不了。”

为了写出这样解放天性的人物形象，莫言在《红高粱》中聚焦的角度也非常独具一格。

《红高粱》作为一部描写战争的历史题材作品，其切入的视角和寻常的这种作品很不一样。

《苦菜花》在内容上和《红高粱》非常相似，都是抗日战争时期，都是农村的民间爱情，都是战争的残酷无情，但是两部作品读起来的感觉却截然不同。

这是因为《苦菜花》的切入视角很高，它在描写故事的时候，往往以部队高层的视角进行描写，写出了许多宏大的场面和整体战争的概述，也写到了很多战争时候的战术战略，所以整体观感上就显得更具史诗感。

而反观《红高粱》，则是把目光聚焦在了余占鳌、戴凤莲这样普普通通的小人物身上，同时刻意淡化了战争中决策层的战略和战斗时的大场面。

莫言这样写，正是因为他更加关注“人”最本质的天性。

在莫言的笔下，站在历史舞台上的，从来都是民间像余占鳌、戴凤莲一样的小人物。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红高粱》不像是宏大的历史文学，更像是一种特殊的寻根文学。

说它是寻根文学，却又不像是传统的寻根文学，在传统的寻根文学中，虽然对小人物的爱恨诉诸大量笔墨，却更多的淡化这些小人物背后的历史背景。

而《红高粱》中过强的历史意识、虚无缥缈的观念和境界，都是寻常寻根文学所不具备的，莫言在《红高粱》中改变了“寻根”的历史意向，唤醒了民族记忆。

这就是中国本土的历史和生活状态，对他来说，这种原始的生命力才是中华民族所缺乏的，是中华民族的生命之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莫言在《红高粱》中以个人意识突破了社会意识，也完成了对传统寻根文学的反叛。

如果要问《红高粱》中贯穿整部作品的思想内核是什么，那答案一定是“打破桎梏，解放天性”。

这种天性既是历史的天性，也是人物的天性，还是文学创作的天性。

在《红高粱》里，历史不再是恢弘厚重的时代兴衰，而是一个个敢爱敢恨的小人物为了抗争命运在历史的大海中掀起的一朵朵小浪花。

人物也不再是刻板的形象，主角不是完美无瑕地“大写的人”，也是会为了欲望背负罪孽的普通人；女性不再是命运的背景板，而成为了命运的抗争者；农民也不再愚昧麻木，而是会舍生取义的孤勇者。

文学创作也不再是刻板的时代产物，而是精神内核超越时代的命运史诗。

从这样的意义上讲，《红高粱》无愧于享誉世界的美名。

而对于莫言来说，他通过这本精心雕琢的作品，解放了国人压抑已久的天性。而他自己也在创作中发挥了当时年轻人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