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背景及原因（戊戌维新运动在什么背景下兴起）

1898年6月，一场轰轰烈烈的变革维新运动在光绪皇帝的主导下席卷全国。

这次改革几乎覆盖了所有领域，除了意图打破陈旧的封建官场制度外，矿山、教育、文化、乃至新式军队建设等一系列新兴产业也都成为改革的重点。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

表面上，这也许是大清建立之后声势最为浩大的一场变革，然而，剥去华丽的外衣后就会发现，这更像是清王朝统治者在“内忧外患”双重压力下的一场垂死挣扎罢了。

由于变法触动了太多守旧势力的固有利益，非但无法得到有效落实，反而受到种种抵制和反对。

在跌跌撞撞持续了103天之后，光绪遭禁、六君子喋血街头，戊戌变法——这场大清王朝的最后一次自救运动以失败而告终

关于变法失败的原因，历史上留下了太多争议，至今依然没能统一。可是，和失败的原因相比，人们对“戊戌变法”的起因的认定，却显得有点“不约而同”，那就是“公车上书”。

许多学者也都在各种史料中阐明了这个观点，他们都认为：甲午战争没有敲醒清朝的统治者，反而敲醒了一群读书人，于是才有了“公车上书”；在读书人的努力下，继而才演变成“戊戌变法”。

经过时间的沉淀，这种观点已经深入人心，然而，当我们再次回眸晚清，将大清当时所处的环境进行综合分析的话，也许，“戊戌变法”和“公车上书”之间就没有那么紧密的联系了。

当然，首先我们还得回顾一下“公车上书”

其实，“公车”二字大有来历。在汉朝时，没有科举制度，对于那些被朝廷征召入京为官的文人学士，朝廷都会为其配备专门的马车接送，久而久之，这些人就被称为“公车”。

后来科举制度兴起，“公车接送”被取消，但这一称谓却被保留下来。“公车”指的并不是那些朝廷配备的马车，而是指那些有资格入京赶考的举子们

（还有一种说法：古代的皇帝十分重视读书人对国家治理的意见，因此，朝廷会派出许多专门收集读书人意见的马车，这种马车就被誉为“公车”）

1895年，康有为已经是万千“公车”的一员，按照惯例，这些人要到京城考进士。可此时，中日之间却发生了“甲午战争”，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国竟然完败于岛国日本。

消息传来，正在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一片哗然，爱国之情喷涌而出，而康有为更是连夜写下了长达14000字的“万言书”，准备号召举子们联合签名之后呈送朝廷。也正是在这份“万言书”中，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开始展露出来

“万言书”完成后，康有为就迅速召集举子们进行联合签名，可是，“万言书”还没来得及呈送朝廷，就传来了《马关条约》已经签字的消息，“公车上书”就此止步。

其实，“公车上书”半途而废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康有为中了进士，这样的身份不允许他再带头“闹事”。至于康有为在自传中声称自己联合了全国十八省1200名举人联合上书一事，这个情节和数字根本经不起推敲。

因为战败，当年确实有许多举子们上书朝廷，甚至有些官员也上谏直言，但是，翻遍清朝史料，也没找到康有为领导“公车上书”的记载。

或者我们可以认为，他只是开了个头、写了“万言书”，但是，在科考发榜之后，就没有继续坚持，都察院根本就没收到他的上书

因此，把康有为和“公车上书”联系在一起确实有些牵强，康有为既不是“公车上书”的领衔人，也不该是“公车上书”的代言人！

只不过，康有为在“万言书”中透露出的变革思想还是让他在举子们之中名声大噪，这对他以后的人生至关重要。再直白点说，并不是康有为发动了“公车上书”，而是“万言书”成就了康有为！

这就是“戊戌变法”前“公车上书”的始末

历史对于“公车上书”的评价很高，认为其不仅仅是近代变革思想的蔓延，更是激发了民间“救亡图存”的爱国意识，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

然而，这个观点是站在现代的角度上去总结的，事实上，“公车上书”在当时除了引起媒体的关注和热炒外，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1895年的中国，虽然依然处于封建专制制度的管理下，但是，以报纸为主的媒体行业已经有了一定规模。媒体要凸显的就是“民意”，而“公车上书”无疑正好符合这一要求，因此，诸多媒体都对此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

在媒体的渲染下，更多的热血青年和平民大众才从“公车上书”中得到启发，也正是由于这些报纸的吹捧，康有为才开始崭露头角。但是，“公车上书”在当时的影响也仅此而已

有人该说了，“公车上书”难道就没有对清朝的统治者产生一丝影响吗？这可能代表了很多人的疑惑，说“公车上书”促成了“戊戌变法”的人往往也都会产生这样的迷惑。我们否认“公车上书”是“戊戌变法”根源的理由有三：

原因一：甲午战败

“公车上书”的背景是甲午战争，与其说人们接受不了战败、签约的事实，倒不如说人们无法继续容忍清廷的腐败。

这种自上而下、由内到外的腐败才是清廷败北的根源所在。清廷的腐败由来已久，但甲午战败，却触及到了人们心里可接受的底线。

众所周知，八旗军和绿营军腐败，于是，李鸿章统帅的淮军和北洋水师成了大清的主力军；可一场甲午战争下来，被人寄予厚望的淮军和北洋水师也处处都影射出“腐败”的影子。

面对列强的咄咄逼人，大清还能指望谁？若再不做出改变，“亡国”势必就会成为一种必然。因此，变革的呼声愈加高涨、也愈加普遍，只不过，

原因二：时间顺序

如果上一个观点没有说服力，我们不妨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简要分析：

甲午战争后，最先得到战败消息的是谁？举子们吗？不是；

甲午战败，面对巨大损失，最有切肤之痛的是谁？举子们吗？也不是；

甲午战败震惊了整个中国，但，触动最大的利益群体既不是百姓、也不是学子，而是朝廷和官场。可能平日朝堂里有这样、或那样的党争存在，但是，战败的那一刻，所有人可能都会达成一种共识——再这么烂下去，都得玩完！

为了保住自己的固有利益，最先萌生变革念头的应该是慈禧、是光绪、是那些达官贵族，这些人渴盼变革的欲望比那些读书人更早、也更为迫切

原因三：“上书”分类

1895年，受甲午战败影响，全国出现了“公车上书”潮。

《近代史研究》中记载：

当时湖北、江西、山东、河南等地的举人们纷纷上书，再加上台湾的举人上书，“公车上书”的数量是17起。我们可以将其看成是民间自发形式的上书；

除了民间的上书，还有更多的一部分来自官场。这些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其数量多达31件，远远多于举子们自发组织的“公车上书”；

数量上的对比，也可以折射出官场人士内心的动荡和不安，他们比读书人更关心政局的下一步走向，他们希望有所改变，也更希望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故而，他们才会一而再、再而三，直接、或间接地支持“公车上书”。

如果没有这股势力的支持，“公车上书”很难造成这样的影响

在经历了甲午战争的耻辱之后，即便是争斗最为激烈的慈禧和光绪，也达成了“变革”的共识，因为凭借三言两语、或光鲜表象是无论如何也遮掩不住大清的腐败、大清的没落、以及大清的无能了。

不变则亡，变，兴许还有一线生机。无论慈禧、光绪、抑或是那一般位列庙堂之上的大臣们，想要继续把持朝政、紧攥权力、维护自己的固有利益，最起码的前提就是——大清还存在！

离开这个出发点，谈什么都是枉然，所以说，变法在当时是朝廷的一种主动选择，而不是迫于读书人的“公车上书”、或者其他某一群体的压力而做出的选择。

这也就是为什么“帝后之争”如火如荼，但慈禧依然支持光绪进行变法的原因所在。

只有变法，才能维持民心；也只有变法，才能给人们重新燃起一个希望，这是朝廷唯一、且正确的选择。

当朝廷已经有了变革的决心的时候，哪怕“公车上书”闹的如何沸沸扬扬，在朝廷看来，那也只不过是战败后民间的一种正常反应罢了，完全都在预料之中。

因此，无论有没有1895年的“公车上书”，一场变法都在所难免，将其认为是1898年“戊戌变法”的原因，确实有些牵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