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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字作为对人的称谓，最早出现在商代甲骨文中。此后，中国先秦文献中关于“羌”或“氐羌”的记载很少，含义也不明确。在汉朝，河湟的土著，当时被中国人称为羌人，与汉帝国发生了漫长而血腥的冲突。此时，中国文献中对“羌”有着深刻而丰富的记载。

1.为什么商人对羌人如此残忍？

商代甲骨文中的羌字由“阳”和“人”两部分组成。甲骨文学者大多把这个字解释为“羌”。在甲骨文中，商人把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称为羌，那里的人就是羌。骨学家曾试图找出羌人或羌人在哪里。根据与羌有关的方国的位置，陈认为这些国家都在晋、豫以南。

根据《李学勤》中王上野外狩猎的地域地理，也认为羌在陕西的南部或西部。白川京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认为羌在豫西平原和丘陵的交界处。邦南认为，羌、羌在陕西东北部沿黄河一带。虽然学者们的看法有些不同，但基本上都认为羌在殷之西，地理位置大概在河南之西，山西之西南，陕西之东。由于甲骨文中羌的地理分布广泛，学者们也指出“羌”可能是商人对西方非民族的统称。

许多铭文表明，羌族在商人眼中是敌视西方的人群。

甲骨文记载了商或其下属国家与羌的战争，有时战争规模相当大。有一次，王上派出了五个部落的军队，另一次，他在战场上使用了10，000名士兵。其他碑文记载了被俘羌人如何在商人的祖先祭祀中像牛羊一样被宰杀，成为宗教仪式中的祭品。甲骨文还显示，一些羌族战俘成了商人的奴隶。显然，在商人眼里，羌人不仅仅是敌人，更是可以被视为“非人”的外星人。

殷朝的“羌”应该是商人给予的异族称谓，而不是某一群人自称的氏族名称。原因是，首先，羌有时看起来像被绳子捆着的。这是一个诽谤性的称呼，不应该是某一群人自封的名字。其次，“羌”在周人征服商贾后数百年间从历史文献中消失，也证明了“羌”只是一个外来的概念和商贾的称谓。

再者，共同自称的宗族号是一个族群形成的标志之一。如果我们相信甲骨学家所说的“羌”分布在广袤的西部，那么从当时人们的交往和相应的社会发展程度来看，很难相信当时有一个庞大的民族自称“羌”。

羌字由羊和人组成。很可能是当时商贾西边有一些人。他们被商人们称为羌(羊人)，或因为羊在他们的宗教信仰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或因为他们像羊一样在祭祀中被用作祭品。但最有可能的是，如前所述，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农业边缘地区的人们普遍用羊代替猪，减少了农业活动。这种经济和生态的变化给以种植为生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被称为“羌”。总之，强并没有自称一伙人。汉朝以后直到近代，只有接受汉人“羌人”称号的人才自称“羌”或“羌人”。

2.为什么西周时期羌人从文献中消失了？

公元前11世纪，周人联合西方各民族的力量征服了商朝。大约在这个时候，周人和他们的盟友逐渐东方化，他们继承了许多商人的文化和书写传统。西周时期留下的最丰富的直接史料是西周金文。在西周金文中，“羌”字很少见，也没有作为人群称谓的例子。一些先秦文献，如《尚书》、《诗经》、《逸周书》、《易经》、《左传》、《国语》等。，其中有些被认为是出自或反映了西周时期的情况。在这些早期文献中，羌只出现在《尚书·田园诗誓》、《诗经》、《上松》、《益州书》、《王辉》中。

《尚书·牧誓》是立下斩周誓言的文告。在这份文告中，羌是周人阵营中的八个“异族”之一(其余为雍、蜀、袁、魏、鲁、彭、溥)。这篇文章的措辞简单易懂，有些术语是战国时期才有的。所以很多学者都指出田园诗誓是战国时期的人写的。包括这篇文告中的羌在内的大多数所谓“田园诗誓八族”，都不是金文，而是战国时期的文献，这也说明这不是商代晚期的作品。

《诗经·商颂》中关于羌的内容是:“昔有汤，自有羌，别不敢来享，别不敢来王，谈生意是常事。”韩石和《史记》都认为《伤逝》是宋代一位贵族为赞美宋襄公的美貌而写的。白川井和王国维对此都有考证，也认同这种说法。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遥远的异族被称为“氐羌”而非“羌”，也正是“氐羌”出现在《易纣王汇》一书中。在商代的甲骨文中，经常有“羌”字，意思是俘获或招募羌人。

从字体来看，先秦文献中的“地强”很可能是甲骨文中的“一强”，但其含义发生了变化。可能是宋商后代封国。春秋时期《商歌》的作者们至今还能看到祖先传下来的文献，但他们并不知道“易强”的真正含义，把它当作一种异族称谓。总之，在西周，当时不存在的民族叫“羌”。

3.周代戎、姜、羌的关系。

西周时期虽然没有一个民族叫羌族，但的亲密战友、姻亲姜氏却被许多学者视为羌族的一个分支。究其原因，一是羌语和江语在形式和语音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其次，羌人和江姓是生活在西部，敌视商人的民族。第三，更直接的证据来自于后汉的《西羌传》。根据这份文献记载，汉代河湟的西羌是“姜姓之差”。根据这个文献，西周的戎人也是羌人的一部分。

后汉《西羌传》中的说法很值得怀疑。首先，“羌”与“将”在秦晋文献中从未混淆。其次，姜与羌族虽然是商人的西方敌人，但地位不同:羌族是一个可以牺牲的群体，而姜与都是渭水流域的重要宗族。周济曾经是商人，也是商业政治圈的一员，所以他们的姻亲和盟友不应该被视为野蛮的非人类。

此外，姜氏主要分布在渭水流域的中游，从宝鸡到安一带。如果甲骨文学者的考证是可靠的，那么羌人或羌人的分布和地位是介于商人和江人之间的。至于容与西羌的联系，在《后汉书西羌传》中更是模糊牵强。

自司马迁撰写《史记》以来，四族传记已成为中国正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四族传》的内容主要描述中国边缘民族的风俗习惯、社会组织以及这个民族目前与中国的关系，有时也包括同一地区民族活动的传说和历史记载。

例如，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司马迁首先记录了匈奴人的祖先是夏后氏的后裔。其次，他叙述了匈奴的风俗，然后用很长的篇幅叙述了容斋的历史。但是，他并没有声称荣帝与匈奴有任何直接关系。在可能相关的匈奴列传中，他似乎只是把北方和西北的民族活动放在了匈奴之前。

事实上，河湟羌人与戎人在文化、社会结构、经济生态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河湟的羌人直到西汉初年才与中国有所往来，而祝融却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河湟羌人是游牧民族；戎人相当依赖于饲养动物，但春秋时期的戎人并不是游牧民族。为了适应游牧生活，高珊珊羌族已经形成了大小土司统治的分裂社会结构。所有的戎族都由一个首领统一领导。

《后汉书·西羌传》作者似乎注意到，春秋时期，吕浑、蛮戎的首领自称“子”(中国国号之一)，战国时期，大理、夷屈戎的首领也自称“王”，与西羌有很大不同。所以他解释说“(荣)是土司”。事实上，分裂的结构是许多游牧社会的特征，这与当地的经济生态和人民的亲属关系密切相关，不是轻易可以改变的。

4.战国时期的氐枪

春秋时期，龙山以东的士兵大多被秦人征服。随着秦人成为中国人，他们也成为了中国的一部分。就在这时，中国文学中出现了“迪强”。在战国末期所写的《吕氏春秋》中，也有关于一个遥远的异族“氐强”的记载:他们不担心被俘后被投入大牢，只担心自己的尸体不会被火化。书中另一条记载说，西方有一些人“无君”(不被君主统一)，其中一个就是“迪强”。有火葬习俗的地强，在《荀子》中也有。《墨子》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但这一火葬人群据信是在秦以西的夷曲，而不是迪强。《山海经·海内经》记载:“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仙龙，仙龙生狄强；我的姓。”在这里，迪强又成了一个名字。

战国时期，羌人出现在思想家的作品中，或者出现在记录一些虚构的、神话的地理、人物、物产的作品中，主要是指一个传说中的西方异族。因此，在当时，“氐羌”并不是某个民族的自称名称，也不是与中国不断接触的异族群体的称谓。

战国时期，东方华夏对秦国以西的世界知之甚少。这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用了太多的力量成为中国，与东方的夏朝争夺霸权。相对而言，他们在西方的进展非常缓慢。公元前688年，秦武公在天水征服了吉荣和吉荣，把天水改为秦国的一个县。三百年后(公元前4世纪)，秦朝的人才灭了皇帝荣，把自己的势力推到了渭河上游，也就是现在的甘肃陇西县。

直到公元前272年，秦国才征服了戎、伊曲，把洮河、大夏河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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