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很安静简谱（《傅雷与傅聪》的前世今生）
一直很安静。(傅雷和傅聪的前世)
2020年12月29日凌晨5点40分，庚子年岁末，接到瑞典舞蹈家江青的噩耗:“傅从纲去世了。心碎。他是我最尊敬的朋友，有一颗纯洁的心。他在1962年就认识了半个多世纪。上个月他打了几次电话。刚才他老婆给我打电话说他悄悄走了。难以接受……”
前一天，杨雪兰女士去世了。今天，是傅聪。疫情之年，我的生命已注定，我离去的灵魂还活着，我深深哀悼。
这一天，我在朋友圈写道:傅聪，一个伟大的音乐人带走了一个时代。
上大学的时候，我爱不释手，因为里面包含了对艺术和人生的独特见解，倾注了父亲对儿子的爱和希望。没想到，我终于有机会见到傅聪了。那是1985年6月3日的下午。早上，我接到父亲的电话，让我中午去燕京饭店见傅聪。兴奋之余，又担心下午的彩排。当时我在空政剧团参加老师桂王的话剧《W.M. We》(后来成为80年代写在话剧史上的作品)的排练。我父亲告诉我不要排练。他替我请假了。我们在北京燕京饭店的餐厅见到了傅聪。他一身黑衣，大脸浓眉，面色白皙吉祥。他匆匆吃完午饭，带我们去了他的房间。没想到，父亲和他的谈话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直到他要去赴下一个约会，他们才依依惜别。年轻的时候，我以为是两个“天文学家”在谈人间大事。当谈到快乐的地方时，傅聪响亮的笑声仍然萦绕在我的耳边。后来，父亲在当时的一份通俗刊物上发表了他们之间的对话《与傅聪谈傅雷等人》。我记得当父亲告诉傅聪，他想让傅雷《给家人的信》中的人物出现在舞台上时，傅聪瞪大了眼睛:写剧本？我父亲回答说，他想写一部不同类型的戏剧，不拘泥于现实和传记。傅聪马上说，像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一样，是一部象征性和哲学性的戏剧吗？我在中国青年剧院看过《伽利略》(黄和陈扁合演)，演出差不多已经忘了，但伽利略临死前的那句台词却记忆犹新。他痛心地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是悲惨的。但他平静地回答学生: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是悲惨的！我记得那天傅聪说，我们中国最好少一些英雄，多一些凡人。项羽的一句“他可以取而代之”给民族带来了多大的苦难。那一天，这两位情投意合的艺术家对生活和艺术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傅聪也表示很喜欢毛泽东的诗“西风强，长空雁叫霜晨月……”，并大声吟诵……
一年后，父亲终于写出了他一生中唯一的剧本《傅雷与傅聪》，并在1986年第三期《钟山》上发表。剧本开头第一句话就是:“人要正直……傅雷和他的家人都是大写的人。当传统的戏剧规则无法表达我的思想和内心的激情时，我决定自由，尝试写一部诗意的、电影化的戏剧。”但当时在上海、北京、香港的演出都未能实现。他带着遗憾离开了，享年56岁，那是1989年炎热的六月。我记得在他去世前，我从纽约打电话回家。他在电话里跟我说，他和创作团队已经完成了傅雷和傅聪的所有创作方案，但是因故不能排练…二十天后，他瘫倒在华山医院的走廊里。那天晚上，他那辆载着他走过了十年的永久自行车，一直静静地等待着他的主人…我不能回去送我父亲最后一程…他最终没能成为傅雷和傅聪。一年后，香港话剧团的艺术总监陈撄宁女士到纽约担任四海剧院的导演，催我完成父亲的代表作《傅雷与傅聪》，但必须用英文演出。当时我正在夏威夷大学读博士，利用繁重的学习空间隙和周末假期完成了剧本的翻译工作。1991年6月，我去纽约开始排练，8月15日，我在纽约外百老汇的佩斯剧院首演了这部戏。首映式当天，我的母亲顾、姐姐雪莲、谭盾、李安、NBC的主播加里克·乌特利(Garrick Utley)和他的妻子、舞蹈家弗洛伦斯·许仁杰等亲朋好友前来观看。全剧最后一场，傅从父子在一个虚构的空房间里相遇。我用了很长的时间表，让他们从舞台两侧走向彼此。此刻，两人都穿着白色的古希腊长袍，傅聪的投影把舞台摆满了傅雷的家书；一方面傅雷是傅聪的乐谱，也是遍布舞台空；父子分别体现在和尚的书和乐谱上，在笔迹和乐谱上仿佛流动着。最后两人在舞台中央紧紧相拥，鞋底的白布开始向外蠕动，露出下面的红色，像溢出的鲜血…我热泪盈眶，就在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我抬头看着剧院的顶部，清楚地看到了我的父亲胡为民…首映非常成功。我在台上谢幕的时候，半天说不出话来。观众起立鼓掌。聚会结束后，尤特利先生和太太含着眼泪来向他们祝贺…
第二天，《纽约时报》和《乡村之声》都发表了好评。PBS在英国采访了我和傅聪先生。当我谈到演出的最后一幕时，傅聪说，你父亲会感受到这一切的。他们都会知道……艺术有神奇的力量，艺术超越国界。
五年后，我的家人在洛杉机遇见了傅聪。他来开音乐会。那天，他妈妈招待了他。我们去了圣马力诺亨廷顿大道，一家著名的中国餐馆。傅聪穿着中式浅蓝色外套和白色中式衬衫。她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眼睛明亮。他清楚地记得十年前父亲和他在北京的相遇，说我比那时高。得知父亲在1989年突然去世。“只有五十六个…可惜，可惜，可惜！”他一连说了三个后悔。我妈和他聊了聊上海的一些老人。我告诉他我1992年在香港和他擦肩而过。他离开的第二天，我到达了香港。
导演杨石碰曾告诉我，傅聪看了香港话剧团的粤语版《傅雷与傅聪》后，评价演出“像范曾的画”。老彭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我猜到了几点。我跟傅先生提起这一段，傅先生点点头说:“是啊，很像的画……”他还问了我在纽约演出的情况。我告诉他这是和湘钢完全不同的演出，介绍了一些演出，包括音乐的选择等等。傅聪静静地听着。突然，他在上海大声说:“我一直想去看一看！”我还告诉他，我的丹尼斯·卡罗尔教授也在夏威夷安排了一个。那天吃午饭，我们在一起玩得很开心。这家餐厅主打本地菜，红烧肉是招牌菜。最后，傅聪看着那碗红烧肉，严肃地问大家，你们还吃吗？我们说了不吃。他有点害羞的说:“那我吃了。”他把吃剩的红烧肉舀到碗里，一边吃，一个人一边说:“这家的红烧肉(非常)正宗，好吃！”上帝完全像个孩子，我们都笑了。晚上，傅聪身着燕尾服，风度翩翩地出现在舞台上，音乐厅座无虚席。当晚，他演奏了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气势磅礴，自始至终充满了舞蹈的节奏感。忽快忽慢的玛祖卡令人着迷。那一年，傅聪因演奏马祖卡获得了“金奖”。面对经久不衰的观众，他两次复出打球。我们全家都去了，我妈妈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第二天，傅聪去了旧金山。他不知道，我悄悄跟着他。当演唱会结束，我出现在后台祝贺他的时候，他有点惊讶:啊，农又来了？我说，机会难得，我一定要来。他说，今天不好，有点不对劲…我说，太好了。船歌让我感动得流泪…他笑着拍拍我。然后，我被拉去拍照。他转过头，抱歉地对我笑了笑，然后离开了。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被包围…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傅聪先生。后来，我听一个朋友说，他在上海住过一段时间，在吴兴路的一所房子里，他和她是邻居。后来，柯凡告诉我，傅先生买的房子还有他的信用。不幸的是，当我回到上海时，他已经回到伦敦了。
自从傅雷和傅聪1991年在纽约首映以来，三十年已经过去了。这部戏没有用剧本的母语中文演出过。其实我一直很害怕重新编排这部剧。因为，到目前为止，这是我演过最难的戏。除去创作的艰辛，傅雷和傅聪的对话，似乎是我们父子之间的心理交流。那种重叠，那种弥漫灵魂的拷问，是一次无比沉重的精神和情感之旅。
现在，另一位剧作家傅聪真的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但他那句“艺术有神奇的力量，艺术超越国界”至今记忆犹新。
傅雷曾对傅聪说，“做人第一，然后是艺术家，然后是音乐家，最后是钢琴家。”
父亲曾对我说:“永远记住你是中国人！别忘了中国美学…你属于艺术！”
今天，你可以继续你喜欢的对话，我们将继续在世界上静静地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