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群星闪烁的时代，诸子百家，相互争鸣，为中国的文化、思想做出重要贡献。之所以会出现“百家争鸣”，根本原因还是受政冶因素的推动。

东周时期，礼崩乐坏，社会处于动荡时期。周天子的“老一套”已经失灵了，急需要一套新的理论来维持平衡。各诸侯国为了各自的利益，不得不招贤纳士，富国强兵。为了迎合各诸侯国的需求，许多贵族和士人就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解决方案，这才是“百家争鸣”的推动因素。随着时间的发展，各学派理论逐渐丰富，最主流的学说有4种，即：儒道墨法。其中，实践此书最多的学说，就是法家。而韩非是公认的法家学派代表。

一、为啥选法家

注意，韩非只是法家的“代表人物”，法家思想并非韩非所创，法家思想最早可追溯到管仲、子产等人，在韩非子之前，商鞅、申不害等“大佬”早已名留青史。

韩非和孔丘、李耳等人不同，他是韩国贵族，有人称之为“公子非”，在春秋战国时期，“公子”这两个字不是白叫的，他代表着诸侯宗室子弟，正因为他身份特殊，所以他肩负的责任和别人不同。

战国末年的韩国，在“七雄”之中土地最小，国力最弱，韩非从小立志要帮韩国富国图强，后来，韩非拜荀子为师，学习“帝王之术”，当时，他还有个同学，此人就是李斯。

韩非在师从荀子期间，总结七国崛起的经验，他认为，诸子百家中真正能付诸实践，并且效果最显著的学术思想就是法家。当年魏文侯用李悝变法，迅速提高魏国国力；秦孝公用商鞅变法，让大秦从此脱胎换骨。韩国也曾在法家上尝到甜头，当年韩国之所以能跻身于“战国七雄”之列，全赖申不害推行“术”治，让韩国强大十余年。

韩非经历数载，融合了申不害、商鞅、慎到等人的思想，形成一套所谓“法、术、势”完整的法家体系，堪称集大成者。

二、生错了时代

韩非学成归来，想凭借自己的学术思想对韩国实行变法，然而，他受挫了，因为他遇到的是韩桓惠王。

公元前262年，秦昭襄王派白起攻打韩国上党，韩国兵败如山倒，此后数十年，韩国一直在秦赵之间苟延残喘，韩非见到韩国日渐被削弱，十分不甘心，他上书给韩桓惠王请求变法图强，《史记》云：

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于韩王。

然而，韩桓惠王则认为，法家思想已经过时，而且当时韩国被几个大国挤在中间，外事尚且应付不过来，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埋头变法。韩非上书持续了5年之久，一直没有得到韩桓惠王的支持。韩非大失所望，开始埋头整理自己的著作。

韩国是山东六国中第一个被灭的，韩国的灭亡虽然可悲，但并不可怜，因为像韩非这样的大才并未得到重用，可见韩王识人不明。若韩非早生100年，情况或许完全不同。

三、秦王召我入咸阳

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韩非得不到韩王的赏识，隔壁的秦王却早对韩非之名仰慕已久。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著作后，说了一句：

“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嬴政是何许人也，想要的东西，必须要得到。为了得到韩非，嬴政不惜对韩国软硬兼施。

这时，韩桓惠王在三年前已经去世，他的儿子韩王安怕秦国来找韩国的麻烦，索性派韩非以使者的身份出使秦国。这一年是公元前233年，也是韩非在世的最后一年。

韩非到达秦国后，得到嬴政的热情款待，韩非几次和嬴政交谈，嬴政都拍案叫绝，认为韩非的思想才是治国之道。嬴政决定留下韩非为自己效力，韩非也觉得自己终于遇到了“伯乐”。

然而，嬴政和韩非之间有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

嬴政志在天下，他要灭六国。而韩非是韩国王室成员，他除了为嬴政效力以外，他还要代表母国的家族和宗庙。为了阻止嬴政灭韩，韩非洋洋洒洒写了一篇《存韩》书，书中，韩非站在嬴政的角度，论述灭韩的种种弊端。

让人不解的是，韩非除了劝嬴政外，还做了另外一件事，那就是攻击李斯和姚贾。李斯是谁，其能力如何，笔者不用多说；姚贾是秦国著名的纵横家，其巧舌如簧，出使四国，屡次破坏诸国合纵。韩非得罪这二人对他有何好处呢？

笔者推测，可能因为李斯和姚贾都是明晰天下大势之人，韩非的《存韩》早已被二人识破，韩非为了自己的母国，才想借嬴政之手除掉二人。只可惜，韩非毕竟高估了自己，李斯和姚贾很快将韩非踩在脚下。

四、有的人死了，但还活着

其实，即使没有李斯和姚贾，以嬴政的能力，他也能窥探出韩非的目的。而且，嬴政势必要灭掉六国，韩非再怎么劝，都不可能有结果。所以说，韩非和嬴政之间，注定不能和解。

韩非身在秦王脚下，敢和嬴政作对，必然要死，就这样，韩非死了。这一点，《史记》记载得很有戏剧性：

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司马迁说韩非最终被李斯毒死了，结合《史记》前文，因此后人说李斯嫉妒韩非的才能，所以才害死韩非。其实这种理解是大谬，《史记》用的是春秋笔法，不能从字面上理解。笔者认为韩非不是李斯害死的，理由有四点：

第一，从《战国策》等史料来看，李斯并不妒忌人才，秦国有许多人才都是李斯推荐给嬴政的，例如顿弱、尉缭等人，都是大才。甚至有人认为，韩非也是李斯推荐给嬴政的。

所以说李斯妒忌人才，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史记》中写李斯“遗药”，“使自杀”，也就是说，药是李斯给的，但韩非不是李斯杀的，韩非是自杀。若是李斯逼韩非自杀的，那后面“秦王后悔之”的时候，为何没有问罪于李斯？

所以说，如果李斯是私自杀韩非，也是站不住脚的，最大的可能是李斯是奉命办事，奉谁的命，还要说吗？

第三，韩非要见秦王“自陈”，为什么不得见。是李斯不让他见秦王，还是秦王不见他呢？此时，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者，李斯有权利不让韩非见秦王，并且私自杀掉韩非吗？

最大的可能是，秦王认为韩非的《存韩》的言论自己无法接受，因此没有和韩非见面的必要，李斯或许了解韩非的性格，为了避免韩非激怒嬴政，所以才不让韩非见嬴政。

第四，还有一点很重要，韩非是死于“鸩杀”。在先秦时代，真正罪大恶极的人物都是车裂或腰斩，死于“鸩杀”的人，大多是为了让他有尊严地死去。韩非最终死于毒药，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秦王欣赏韩非，决定让他有尊严地死去；要么是李斯为避免韩被嬴政所辱，才偷偷“遗药”给他。总之，说韩非是李斯害死的，其实冤枉了李斯。

综上所述，韩非之死，罪魁祸首还是嬴政。

韩非虽然死了，但他的学说却生根发芽，被秦朝所沿袭。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汉朝以及接下来的朝代都是以儒家为外衣，其实施行的是“外儒内法”的制度，因为封建统治者们心里都明白，只有“法”，才是统治万民的根本，而“儒”只能辅以教化。韩非总结的学说，注定流传千年，且一直会被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