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会议(会理会议)

许多人认为，如果中国革命始终由毛泽东领导，就一定会少走许多弯路。

自然，这是肯定的！

然而，我们不能忽视另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毛泽东是一个善于从失败中总结经验的人。

毛泽东思想的迅速形成和发展，正是因为他正视了我党我军建设初期的各种问题，并进行了深入思考。他不仅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还从失败本身吸取了教训。

也许这就是毛泽东的伟大之处！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一点，千万不能用今天的眼光看待历史问题，更不能用“上帝之眼”批判那个时代的历史局限性。否则，我们将陷入历史虚无主义。那么，讨论今天的问题就没有必要和意义了。

红军战斗雕像

长征前，国民党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了五次“围剿”。在红军的五次反“围剿”中，前三次是由毛泽东、朱德领导的，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第四次反“围剿”前，朱德、周恩来领导第四次反“围剿”是因为毛泽东反“左”倾路线被排挤出军队领导岗位。

但是，在这次反“围剿”中，还是遵循了毛泽东、朱德在前三次反“围剿”中所形成战术原则，所以也取得了胜利。

第五次反“围剿”时，临时中央政府已经从上海迁到苏区，来了一个共产国际的所谓军事顾问。从此，红军的指挥权牢牢掌握在对军事一窍不通的中央临时首长薄谷开来和只借鉴欧洲战场经验的军师李德手中。这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事实上，在前三次反“围剿”中，红军的作战原则已经形成并趋于成熟。

在这个操作原则中，很明显:

红军必须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在进攻强敌时，应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正确制定战略方向，反对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避主义，持久战和战略速决，承认战略的持久战和速决，反对红军的游击战争，但承认红军的游击战争。反对固定战线和阵地战，承认不固定战线和运动战；反对打败仗，承认歼灭战，在战略方向上反对两个拳头，承认一个拳头，反对均势和全面抗战，主张集中兵力消灭敌人。等一下。

这个道理在前四次反“围剿”中得到了反复验证，取得了伟大胜利。不幸的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这一点并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

红军时期的毛泽东和朱德

下面，我们依次来盘点这五次反围剿战争:

第一次反“围剿”

1930年12月，蒋介石调集十万大军，命张惠赞为前敌总指挥，由北向南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朱德指挥三万红军游击队，前进后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逐个击破。五天之内，取得两个大胜仗，歼敌一个半师，在龙岗“齐声唤，前方捉张辉瓒”，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第二次反“围剿”

1931年4月至5月，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代理南昌营总司令兼主任，兼海陆总司令空，调集20万兵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开始红军第二次“围剿”。毛泽东和朱德采取灵活的战略战术，伏击他们。5月15日至30日的15天内，红军横扫700里，歼敌3万，缴枪2万，彻底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第三次反“围剿”

1931年7月至9月，恼羞成怒的蒋介石骂了“娘西皮”后，率3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围剿”。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三万余人，仍采用“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避其嚣张，打其反击”的老办法，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日夜任其摆布。第三次反“围剿”取得了伟大胜利。

第四次反“围剿”地图

第四次反“围剿”

1932年12月，国民党调集40万军队，在蒋介石亲自指挥下，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围剿”。此时，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已完全失去指挥红军的权力，正在长汀市福音医院“休养”。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一直由周恩来兼任。

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治委员继续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战术原则和毛泽东制定的战略方针，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在南丰进攻不顺利时，他们采取“佯攻”战术，谨慎行事，终于抓住了战机。2月27日和3月21日，在黄陂和草台岗地区取得大部队伏击作战的两次伟大胜利，歼敌3。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革命史上，前三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往往是众所周知的，第五次反“围剿”的惨痛失败更是屡遭诟病。但是没有多少人愿意提第四次反“围剿”，也是大获全胜。为什么会这样？

我认为主要原因是毛泽东未能直接指挥这场战役，这使它似乎失去了许多荣耀。

实际上，在这次战役中，朱德总司令已经完全取代了毛泽东原来的指挥位置，而作为总政委的周恩来，对于第一军来说是初来乍到，尤其是对于朱茂在前三次反围剿中形成的战术原则。

因此，朱德对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实际上起了主导作用。当然，这并不是说周恩来起了小作用。他在当时中央临时“左”倾思想的压力下对朱德乃至毛泽东战术原则的支持，也是第四次反“围剿”取得伟大胜利的重要保证。

第五次反“围剿”地图

第五次反“围剿”

在与毛泽东几次失败的会谈后，蒋介石终于开始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正视这个曾经被轻视的对手毛泽东。

为了发动第五次“围剿”，蒋介石开始静下心来研究一直被视为“土匪”的红军的作战特点。他们不仅向帝国主义列强借了很多钱，还购买了飞机和军火，并聘请了以德国国防军前总司令塞彻尔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参与红军“围剿”作战计划的起草。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在庐山成立了“军官训练团”，由他任团长，从德国、意大利、美国等国聘请军事教官，分批对军官进行法西斯军事政治训练。在作战方针上，蒋介石采用了外国顾问为他制定的“堡垒政策”。

1933年9月，蒋介石经过半年的准备，调集50万军队，出任总司令，开始了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于是，两个德国人之间的战争悄然打响。一个是蒋介石的德国顾问塞彻特，一个是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

李德一进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就开始了。博古红军的军权交给了一个既不了解中国国情，也没有任何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外国人。

军事顾问李德

随着李德的出现，毛泽东的处境更加艰难，他的思想和主张，尤其是军事战略战术方面的思想和主张，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

在博古的支持和纵容下，“左”倾军事路线在军事领域得到了全面贯彻。李德和彻底推翻了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政策。而是照搬苏联红军的模式和正规战争的经验，按照旧的苏联军事教程，在比例尺不对的粗糙地图上纸上谈兵。提出了严重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阵地战”、“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等一系列战略战术。

毛泽东一贯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保持战术上的主动，在敌人的对外交通线或苏区内部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

也就是说，毛泽东主张要么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在对外交通线上给敌人致命一击；要么留在苏区内部，继续实行过去的“诱敌深入”的战术，在运动中创造歼灭敌人的有利条件。特别是毛泽东主张利用苏区的有利条件，采用诱敌深入的策略打击敌人。

李德完全抛弃了毛泽东的正确方法，充分利用博古赋予他的特殊权力，实行他的正规战争战略战术。要求“御敌于国门之外”，命令红军主力北上迎敌，实行“双拳打人”、“分头作战”的方针，把本来兵力有限的红军分成了中央军和东线军两部分。它不集中兵力，犯了分散主力的大忌，尤其是他的“短促突击”战术，在敌人蜂窝状的碉堡中穿梭，使我英勇的红军成了敌人的活。

周恩来博古

正如毛泽东所说，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就失去了主动，是被动挨打的。

第五次反“围剿”，国共两党似乎都换了人。历史不禁惊叹，国民党的蒋介石因为吸取了历次失败的教训而突然强大起来，而红军却因为抛弃了毛泽东的正确战术原则而在李德的盲目指挥下变得弱小起来。

反“围剿”后期，以薄谷开来、李德为首的军事指挥员和决策者相继丧失了主动权。

这是一场悲剧的开始。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正当蒋介石对我进行疯狂围剿的时候，由李、陈、蒋光鼎、蔡廷锴率领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福建竖起了“抗日反蒋”的旗帜，宣布脱离蒋介石政府，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本来这是一个团结抗蒋，救济南线之敌的绝好机会。毛泽东提出了联合建议，十九路军也主动开始与红军接触。但极“左”的薄谷开来中央认为，十九路军建立的人民政府是“伪政府”，不仅要和他联合，而且要打击，是比蒋介石更大的敌人。他不仅不想联合，还为蒋介石出兵镇压十九路军开了绿灯。

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以保卫广昌损失最大。这是李德亲自指挥的一场战役，也是直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一场战役。

在这次战斗中，李德不顾彭等指挥员“广昌不能坚持”的建议，坚持“堡垒对堡垒”的方针。

因为敌我双方的堡垒不同，塞彻特的碉堡是钢筋混凝土的，李德的碉堡是木头土的。面对敌人雨点般的轰炸，瞬间化为一片废墟。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乞丐与龙王”。

战斗持续了18天，虽然敌人损失惨重，但红军以5500多人的伤亡结束了战斗，广昌失守。为此，彭当面骂李德“把我的农场卖了都不伤我的心”“真卑鄙无耻”。

彭

6月中旬，敌人以要塞五里推进为依托，步步逼近营地，7月初从六个方向向红军发起新的进攻。中央临时领导人仍然抛弃了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个别歼灭敌人”的战术原则，甚至把部队分成六路，使红军完全丧失了任何优势。

更重要的是，博古、李德在几次进攻作战失利后，由军事冒险主义转变为军事保守主义，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最终发展为军事逃避主义。这就宣告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直接结果是中央红军被迫放弃苏区，走上了极其艰难的长征之路。

因此，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根到底是“左”倾路线的失败。当然，对于具体责任人，历史早有定论，无论是中央临时首长薄谷开来、军师李德，还是远在苏联的“左倾”领导人王明，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然，今天我们回顾这场战役的失利，揭露历史的伤痕，不是为了博取同情，不是为了批判或指责谁，而是为了以史为鉴，更好地恢复我们的身体，用最正确的历史观来借鉴历史，以史为鉴，获取信心，以史为鉴，以史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