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皇帝朱祁镇的一生简介（朱祁镇是明君还是昏君吗）
明英宗朱祁镇，明宣宗朱瞻基之子，大明第6位和第8位君主，年号为正统和天顺，两次临朝在位共计21年，于37岁那年驾崩。朱祁镇也是明朝历史上经历较为奇特，评价较为矛盾的一位君主。
关于朱祁镇，我在之前很多的文章已经直接或者间接写过很多，比如王振，比如“土木之变”，比如“夺门之变”。但回过来一想，似乎还从来没有站在朱祁镇的立场和角度，去解读那一桩桩影响王朝国运的人事。
一位9岁登基的少年天子，一位想要追随父辈们荣光的朱家后人，抛开功过是非不谈，他应该也像历史上的其他君主一样想要成就一番惊天伟业，青史留名吧。
幼主继位的踉跄主少国疑，这就是朱祁镇登基时最恰当的形容。
宣德十年，36岁的明宣宗朱瞻基驾崩，这位缔造了“仁宣之治”的君主为大明留下了一位不到十岁的太子。
帝国继承人的年幼，也就代表着无法独立行使治国理政的权力。而相对的，宣德朝留下了一大批富有经验，资历极深的累朝老臣，比如著名的“三杨”，比如军界的张辅。
这是大明建国以来第一遇到这样的情况，各种猜测开始出现在朝堂与坊间，很多的推测也并不是空穴来风，比如襄王朱瞻墡（朱瞻基同母胞弟）很可能“兄终弟及”入继大统。
好在，大明王朝对待类似的情况勉强有先例可循，明太祖朱元璋在太子朱标逝世后直接立了朱允炆为皇太孙；好在，老祖宗除了给我们一个先例的同时也立了一部家法。
《皇族明训》就明确规定了嫡长子继承制的神圣不可侵犯；好在，我们还有一位令人尊敬且一言九鼎的老太太，大明诚孝昭皇后张氏——明仁宗朱高炽之后，明宣宗朱瞻基之母，朱祁镇之祖母，也是大明第一位太皇太后。
老祖母是经历过“靖难”的人，没有人比她更明白朱棣那套“清君侧”说辞的空泛与胡扯。
既然儿子朱瞻基已经做了皇帝，也明确立了太子，那么不论太子是否年幼，大明的皇位终归是要传给朱瞻基这一脉的。
老祖母拍板承认了朱祁镇的帝位，整个帝国都松了一口气，所有的风言风语都瞬间飘散。
9岁的朱祁镇牵着生母孙太后的手，跌跌撞撞，懵懵懂懂地完成了登基大典。此时的他只明白一件事情：皇祖母保护我做上了皇帝。
年幼的朱祁镇，可以说是在老祖母严格的管教下学习成长的，而朱祁镇也始终保持着对老祖母的敬爱与畏惧。皇家那点事情，一旦牵扯到朝堂，亲情总是要变味一些。
老祖母告诉他，你还小不到做事情的时候，现在要好好学习治国，你的学习对象就是内阁的“三杨”；
老祖母还说，作为天子你要勤学勉政，一些容易玩物丧志的爱好都不该有，要时刻约束自己；朱祁镇努力的点点头，似懂非懂却又异常坚定，因为年幼的他一直相信：皇祖母说的话都是对的。
正统初年的日子，就在一派君臣融洽的气氛中渡过了。
小皇帝每日规规矩矩地上朝下朝，有模有样地按着手里提前预备好的各种“小抄”发布政令；以“三杨”为首的文官集团按部就班地处理着政务，延续着宣德朝的执政风格与理念。
以太皇太后张氏为首的皇族勋贵集团，隐隐地藏在大幕之后冷眼看着朝堂前的一切，老祖母保护着年幼的孙子，也保护着这个干活的执政团队，更保护着大明局势的稳定。
但所有的一切终将改变，这个改变就是小皇帝的长大。
少主夺权的成长正统五年，杨荣去世；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张氏薨；正统九年，杨士奇离世；正统十一年，杨溥逝世。
我们再以正统七年为时间节点，这一年老太后与杨荣已经去世，杨士奇马上就要因为儿子杀人而告老还乡，即使后来仍在内阁身居首辅的杨溥，此时也已经70岁高龄了。
正统七年，我们口中的小皇帝朱祁镇，已经长到16岁了。皇家子弟在这个年纪，已经不能当小孩子看待了，后来康熙除鳌拜的时候，也大体在这个年龄。
一方面，八年的时间让朱祁镇开始变得成熟，积累了一定的治国经验；另一方面，原先束缚他的诸多人事开始瓦解。这一切最后就导向了一个结果：朱祁镇开始要收回权力。
于是，在正统七年左右的时间点，原先一直谨小慎微，做事战战兢兢的王振，忽然换了一副嘴脸出现在众人面前。
这位从东宫就开始伺候朱祁镇的老宦官，这位教导过很多宫女太监识字的老先生，一改往日的和善有礼，开始结党，开始揽权，开始染指朝局。
很多人骂王振误国，遗憾当初老太后为什么没有在那次著名的“宫廷会面”中除掉王振。
以“三杨”的老道和老太后的见识，难道不知道王振的真实品性如何吗？不是的，王振的存在，是老太后刻意默许的，而“三杨”对于王振之前的人品，也是给予足够尊重的。
所以，王振的转变只有一个原因：王振在帮朱祁镇抓权。
人都是有两面性的。我们平时看起来越乖巧的孩子，长大后反而可能做出很出格的事情。
整整近10年的时间里，朱祁镇在老祖母的权威下做乖孙子，在朝中老臣的规劝下做“批阅机器”，他活得很充实，也活得很累，甚至不敢提丝毫过分的要求。
直到所有的枷锁都被打破，直到他发现在自己上面已经没有人能够压制自己了。
王振在朝中揽权的吃相有多难看，朱祁镇想要自立自强的愿望就有多急迫。
于是，文官们开始反弹。这些已经适应了宣德年间执政风格的朝臣们，这些权力和地位已经被大幅提升的文人们，根本无法马上适应朱祁镇的变化。
但皇帝不能骂，特别是当朝皇帝，更何况是他们眼中只会点头称是的小皇帝。
骂王振，变成了他们唯一的发泄途径，但不知不觉中他们发现，他们能做的也只是骂骂而已。
艰难国事的应对尽管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朱祁镇重用扶持王振，把王振一党与文官集团的矛盾推向了白热化，但毕竟开始实质性地掌权了。朱祁镇此时放眼大明，心中不免有些悲苦之感。
大明走到这个时候，已经危机重重。
因为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时全盘的战略收缩，洪武，建文，永乐时期建立的北部防御开始糜烂崩溃；边军将士懈怠防务，指挥系统上下不通，战力急剧下滑；
西南麓川土司叛乱的问题从立国开始就没消停过，屡剿不止；浙江、福建、广东诸地流民暴动此起彼伏。
从局势来看，朱祁镇加强皇权是没有问题，因为封建王朝一旦要动用国家机器行军国之事，一个强势高度集权的朝廷是必不可少的，而这个朝廷的核心就应该是帝国的君主。
正统年间，一共有四次对麓川的军事平叛。分别在正统四年，正统六年，正统七年和正统十三年。这四次被统称为正统年的“麓川之役”。
很多人把“麓川之役”与后来大明国运的衰弱联系起来。
因为朝廷在麓川用兵，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陆陆续续持续就近十年的时间，动员兵力数十万，所耗银两几乎用掉了大半个国库，致使大明国库亏空，战事所及诸地民生凋零，也造成了北方防线的空虚。
这个说法基本没什么问题，但是这里要问一句，“麓川之役”到底要不要打？答案是肯定的。
明宣宗时期彻底放弃安南，其实就是引发麓川地区叛乱的重要诱因之一。安南我们没能彻底消化掉，那么麓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像放弃安南那样丢弃掉？打，必须要打！
还有正统年间在北方有过三次大规模对蒙古的军事行动。正统三年的“亦乃集之战”，正统六年的“丰州之战”，正统九年的“以克列苏之战”。
此三战皆是大明边军主动出击，与宣宗时期相比斩获颇丰，所获战俘牲畜皆以万计，甚至影响了草原的局势。
这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史书里却描述甚少，甚至正统六年的“丰州之战”因为有石亨的参与，后世史家所述更是寥寥数语。
但这是三次非常必要且及时的军事行动，一则在正统年对边军进行了一次大刀阔斧的变革，尤其在情报和指挥系统上一改宣宗时期的颓势；二则，偶尔适时的北伐，对保持大明边军的战力与士气，威慑蒙古诸部族，都起到了巨大的提升作用；
三则，几次的主动出击，意在打乱了蒙古逐渐侵蚀大明的计划，特别是在河套地区，虽然最后没有达成这一战略目标。
所以，正统年间朝廷的诸多行事，不说其结局影响几何，很多都是不得不做，非做不可的事情，就行动本身而言是没有大争议的。
而朱祁镇在掌权之后，也并没有为了单纯所谓的“政绩“好大喜功。比如正统八年，朱祁镇想效仿成祖朱棣，派海船下西洋。
这多少有点追慕先祖的味道在里面。只是后来由于朝臣的反对和东南沿海的民变而作罢，朱祁镇之后也不再提及。
做皇帝其实不容易，很多事情都是事赶事逼出来的，其中的战略考量并不是我们后人读几行史料就能妄自揣摩的，还是那句话，千万不要把古人当傻子。
苦难磨练的成熟终于还是要进入“土木之变”的话题了，这注定是朱祁镇一生逃不过的梦魇。
“土木之变”的本身，我在这里不再赘述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我以前的文章。我们主要聊聊朱祁镇。
正统十四年，也先的朝贡队伍刚走，朝廷就吵得不可开交。因为王振发现礼部在上报的也先进贡的马匹数量、质量以及随从人数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
朝廷是根据这些对蒙古朝贡进行“恩赐”的，所以在王振看来礼部的失职会造成朝廷财政损失。
王振说的情况是真实存在的，如果一定要拿这点说礼部的不是，也无可厚非。
问题是这种情况在大明与蒙古的朝贡关系中是一直存在的。说白来，当时的大明朝不差这点钱，给了也就给了，可王振这次偏偏不依不饶。
端坐在龙椅上的朱祁镇嘴角泛着一丝冷笑。他知道王振这次的小题大做，不是单纯向礼部问责，而是针对那位执掌礼部数十年，门生遍及朝野的文官集团泰山北斗式的人物——胡濙。胡濙，就是那个为朱棣寻访朱允炆下落的胡濙。
王振的问责在慢慢发酵，文官集团处于道德下风，一时难以施为。
照这样下去，朱祁镇应该可以给胡濙一个很大的下马威，搞不好直接逼他致仕回乡也未可知。本质上，这又是一次基于夺权的人事斗争。
可紧接着，大同那边传来消息，也先领兵进犯，大同守军全军覆没。事情的性质一下就变了，这下是王振误国了。
朱祁镇并没有多少惊慌，也先犯边也不是一次两次，只是这次声响大了些，但终究也只是一次犯边而已，与此相比，王振因为这件事而被文官们反过来压在地上“摩擦”更让他觉得头疼。
怎么办？必须马上解决边患，然后才能找机会让王振翻身，接着修理大臣。这件事情，不单是王振急，朱祁镇也急。
可文官集团在平边这件事情上，似乎取得了默契，不是部队调动需要时间，就是一时难以筹措粮草。
是，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可从这些官员们的嘴里说出来，听在耳的朱祁镇怎么都觉得是在故意推诿拖延，就是抱着看戏的心态坐等时局发展。
王振想了个“馊主意”，让皇帝御驾亲征。朱祁镇稍稍地想了想，同意了。
只有皇帝御驾亲征才能最大化地协调资源配给；只有皇帝御驾亲征，才能给王振撑起丢掉的场子；也只有皇帝御驾亲征，大明的”三大营“才能绕过文官集团掣肘直接出击。
还有埋藏在朱祁镇心里更深的一层考量：他太希望自己能像父亲和爷爷一样，在草原上策马扬鞭，驱逐北虏，彰显英主气象了。
只是被内斗搞得头昏脑涨的君臣们没有想到，此去一役，几成永别。
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当大明军队发生溃败，很多与朱祁镇同辈的将士放下武器坐在地上不再抵抗时，同样坐在石头上的朱祁镇会不会感慨自己这代人已经丧失了先祖的热血与不屈？
当他仍然尽力昂着头，保持着一位帝王应有的自持而刻意控制自己说话的声音与语速，询问蒙古来将也先何在时，他会不会为自己的举止感到可笑与无奈？
所有人都在笑话他，包括他自己。
草原凛冽的寒风，吹落了他高不可攀的君王外衣，为了一壶温酒和一条羊毯，他必须与蒙古人搞好关系；也先屡屡抛出的放回许诺，扒下了他最后的执念与尊严，一次次地站在大明边城可笑地冲守城明军骗关；
北京城外隆隆声中，那一颗颗射向自己与蒙古骑兵的炮火；南宫院内吱吱作响，是锈了的铁锁与斑驳门钉的碰撞。
如果我们把朱祁镇当做一个普通人，为了基本的生存权，他在敌方阵营的所作所为还值得理解同情；如果我们还认他作为大明的君主，那么那一系列近乎于“汉奸”的行径，又无疑是给老朱家的血脉抹黑。
但又何必过分苛责他什么？生于深宫，长于大苑，先有父亲粉饰出的太平盛世，后有祖母和“三杨”等人登基后的保驾护航，太祖的杀伐征战他只在书本里听过，永乐年的文治武功也不过是他心中的一份倾慕。
朱祁镇栽了一个大跟头，因为他不够成熟；但也是这个跟头，开始让他成熟起来。
结言因为篇幅的问题，刻意避开了“土木之变”和“夺门之变”，也正如前文说的，这两件事情之前也专门写过，故而在此不再赘述。
朱祁镇被骂得太多了，包括我本人也对他诸多行径非常不屑。
骂归骂，骂完之后站在朱祁镇的角度想想，正统年间很多的事情，看似充满偶然性，实则又有其必然因素。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对皇帝同样适用。
重新复辟二次登基后的朱祁镇，表现出了与正统年截然不同的执政风格。他缓和了尖锐的君臣矛盾，更加注重国内的经济民生，也尽量去争取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
天顺年间，大明虽然停止了初年的上升，却也相对进入了一个平缓的阶段，而这与朱祁镇政治上的成熟密切相关。
最后他庙号的“英宗”，应该与”道德应物“的说法有关，大家见仁见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