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上庸是现在的哪里（古代上庸的具体位置）

上庸镇原为田家坝镇，隶属十堰市竹山县，在县中部，距县城12公里。北、东、南三面与本县的麻家渡镇、溢水乡、潘口镇、城关镇、深河乡、九华林场、官渡镇相连，西则和同市的竹溪县毗邻。镇政府所在地设在中部的南坝街。

上庸镇，位于堵河中上游，是一个天然的内陆河码头，苦桃河、深河、官渡河和泗河等众多河流汇聚于此。地势北高南低，堵河、苦桃河沿岸多为海拔400-500米的低山丘陵地带，其间夹有小坪坝。

最高处在北部的二圣寨，海拔969米，最低处是东北部的梅溪沟与堵河交汇处，海拔266米，一般海拔400米左右。

上庸镇明朝设置郧阳府之后曾经属县德化社。清朝时期属南乡田家坝保等。民国时期属县二区。

1949年为县第七区。1952年改为田家区。1958年改为火箭公社。1961年复名田家区，并将吉鱼管理区划归官渡区。

1975年将花栎、新民、两河3个小公社合并组成田家公社。1984年改区。1987年改置为田家坝镇。2001年峪口乡并入。

2010年改名为上庸镇。

关于田家坝的名称，从现存明清时期的省、府、县志上看，清朝中期前，才有田家坝这个名称，如乾隆《竹山县志。乡社》记载：“南乡（有）田家坝。”

嘉庆《郧阳志。关隘》记载：“竹山县西南三十里有田家坝，店社星繁，水陆交通，山中巨镇也。”咸丰《竹山县志》记载：“田家堡，城南三十里，在德化里北岸，为堵口内集之大者。”

之所以名为田家坝，是因当地为山区、丘陵地带的局部平地，而且田姓迁入者众多，从而得名。最初名为田家坪，后来才演化成田家坝。

田家坝名称之前，该镇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名称呢？现存古籍中，没有明确记载。

从古代方志上看，上溯到明朝中期开始设郧阳府期间，上庸镇一带，有德化社（里）这样的地名，如明嘉靖《湖广图经志书。郧阳坊乡》、明《郧阳府志》等记载：在（竹山）县城南三十里（一说东），为德化社（里）。竹山县城南三十里，正是今上庸镇一带。

从早期的古籍上看，今天的上庸镇一带，或许曾经名为上庸城、上庸邑等。

为什么要将田家坝更名为上庸呢？据说，当地认为田家坝镇历史上是上庸国（注：古籍包括考古实物记载，鄂西北一带有庸国或庸子国，而无上庸国）的国都所在地，为了寻根、为了传承与弘扬根的文化而改名。

关于上庸名称。

上庸之名，最早是从楚国在春秋中期吞并庸国而将其地置为上庸县开始出现的。后来演化出一个上庸县，两个上庸郡，一个上庸镇。历史上，上庸县存在的时间最长，两个上庸郡则短。

这些上庸，是不同的概念，不同的地方。到了北宋开宝年间，上庸县并入竹山县止，上庸之名在历史上存在一千余年，从此以后，上庸之名就在古代的历史上消失了。直到2010年，将田家坝更名为上庸，上庸之名，才再次面世。

至于上庸名称的由来，古今均有说法，我们将其归纳为两种，即山名说和对应说。

山名说，这是古代的说法。乾隆《竹山县志》四“上庸水”记载：在

“县西四十里，源出上庸山，因以此名县。县水南流与孔阳水合，入汉水”。又嘉庆《郧阳志。地理》卷一“山川”:“上庸水西四十里，源出上庸山，因以此名县。”很清楚，上庸县之名，是因上庸山的山名而来，是因山而得名。

那么，上庸山在哪里？《明史地理志五》曰：“竹山，（郧阳）府西南。东有方城山。西有筑山，筑水出焉，流入房县界。又有上庸山，上庸水所出，南合孔阳水，下流入汉。又南有堵水，源出陕西平利县界，东流入汉。”

清《古今图书集成》山川：“上庸山，去竹山县西南四十里，上庸水源出此。”这就是说“上庸山”，约在竹山县西南四十里。

山名说，是按地名通常的取名法来命名的。这里有一个问题，此说是在上庸县消失了上千年之后才见记载，不免让人心有疑惑。

对应说，为今人所言。其认为楚灭庸后，庸人逃至湘西北今张家界市一带，在境内的溪河定居，因怀念故国，遂将溪河名命为“大庸溪”(“大庸”作地名，最早见于元朝），这一带有庸州、大庸溪、大庸滩、大庸坪、大庸口、庸水等许多带“庸”的地名。

于是推测，古人“以北为上”，庸在楚北，因此，竹山、竹溪一带称“上庸”，张家界市（原大庸市）一带称为“下庸”。对应说，即是方位对应说，是以“上北下南”的方位对应推测出来的说法。

此说，看上去合乎情理，但是很有问题。首先，张家界市的“大庸”作为地名，最早见于元朝，而庸亡国是在春秋中期，二者时间上相去近两干年。历史上是先有上庸之名，近两干年之后才出现“大庸”之名的。

“上庸”之名，怎么可能是从千年后的张家界的“大庸”或日“下庸”那对应而来的呢？

其次，楚国灭掉好几十个国家，这些国家的贵族平民同样大批逃亡他处而定居，可是很难见因思念故国而取名为“上某”“下某”的地名，如庸国西北边的邻居麇国。

其于公元前616年比庸国早五年被楚国灭国，大批贵族平民被迁徙到今湖南岳阳市东（古代称麇城），但是未见有“上麇”“下麇”之名出现。再次，“以北为上并非春秋战国时期楚人的习俗，而是周人的。

另外，在今陕西商洛市东部一带，中古时期还有一个上庸县，如依对应说，它在更北，它更该称“上庸”，而竹山一带的“上庸”倒是应该名为“下庸”了，至于张家界的这个所谓的“下庸”，该如何对应称谓？不得而知。对应说看来是很难自圆其说的。

关于上庸名称由来，我们的认识是，“上”指楚国的西境，“庸”则为庸国。意为楚国在疆域的西面，侵吞了庸国的大片土地之后，按照“以西为上”之习俗，将这块新得之地命名为“上庸”。

简言之，上庸即是楚国在境西吞并庸国之后新开拓的疆土。这种观点可称为“习俗说”或“向位说”。

“向位说”源自向位礼仪。向位礼仪是古代接待宾客，按尊卑设置座席与站位的礼仪。向是指人和物所朝的方向，即向东、向南、向西或是向北；位指人和物所处在的位置。

楚人的向位观，向位之仪，和周人是不同的。

楚人向位之仪的核心，就是“尊东尚东”。这个观念来源于楚人对自然界的原始认知，他们相信自己是东方日神的后裔，火神的嫡嗣。因而楚人产生了尊日、尚东的观念。

“以东为尊”的观念体现在向位礼仪上，就是在社交场合中，尊者应该在面向东，身处西边的位置。单纯从位置而论，即是西位为尊、以西为上。相应的东位则为卑，那便是以东为下了。

“以西为上”，属楚国特有的习俗之一。西汉刘向《新序》卷一记载，楚人接待秦使时曰；“君客也，请就上位东面。”这个“上位东面”，就是坐西面东，这是尊位，是上位。

从秦使所处的位置论，那就是“以西为上”。《史记》所载“鸿门宴”的情形，也是如此，当时楚霸王项羽的座位就是“东向”，是坐西朝东的，即座位在西面。

亚父范增是南向的，要次一等。刘邦在北向，张良是西向，就在门边上，是最卑的，最下的。根据这样的安排，项羽显然是以帝王自居的。

这些记载，反映的正是楚人的“尊东尚东”观，和“以西为上”的向位礼仪之习俗。

周人则是“以北为上”“以东为上”的，比如周代《礼仪》中的宾礼，东西向者，座席神以南为贵，人则以北为贵；站的位置，以北为上。南北向者，座席神以西为上，人以东为上。站的位置，则东边为上。